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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6部分（第1页）

》。此文首次公开提及《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提到了庐山会议。

戚本禹听到毛泽东的赞语，难抑兴奋之情，加入了批《海瑞罢官》的行列，于一九六六年一月十五日赶写出《〈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反动实质》一文，跟姚文元形成南呼北应之势。这样，江青在北京也有了“笔杆子”。

与成本禹几乎同时，关锋也赶写了《〈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一文。

两文送中共中央宣传部，被压下。

一月十七日，中宣部副部长许立群召开北京三报三刊会议，即《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北京日报》、《红旗》、《前线》、《新建设》。他说，根据彭真指示，要把三报三刊的学术批判管起来，稿件和版面要审查，《红旗》先不要搞。不同意先集中搞《海瑞罢官》问题，尤其是批《海瑞罢官》的所谓“要言”问题，要着重讨论历史人物评价、历史剧、道德继承等问题。

这么一来，戚本禹、关锋两篇“攻要害”的文章，理所当然被压下了。

戚本禹几次打电话给许立群，询问他的“攻要害”文章何时可发表？许立群的答复很干脆：“‘攻要害’的文章不止你一篇，别人还有，现在都不能发表。”

戚本禹、关锋越过许立群，把两篇文章的清样直送彭真。彭真让秘书给他们打电话：“彭真同志工作很忙，最近要下乡，没有时间看文章！”

直至两个多月后，彭真受到批判，戚本禹的“攻要害”的文章才于四月二日同时由《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发表。

戚本禹所谓“攻要害”，就是把《海瑞罢官》跟彭德怀联系起来，证明“海瑞就是彭德怀”。

为了辩解，吴晗曾在《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中，排出一张时间表：

《海瑞罢官》一文发表于一九五九年六月十六日，而庐山会议是两个月后才发生的事；

《海瑞罢官》是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年写的，发表于一九六一年初，姚文元文章中提及的“单干风”、“翻案风”是此后才发生的。

戚本禹的文章，那逻辑颇为奇妙：他引用列宁的话，“知识分子的特点就是敏感”，由此来证明吴晗的“时间表”恰恰表明了他的“敏感”。戚本禹认为，吴晗正是依照“自已特殊的阶级敏感性”，“预知”了庐山会议，所以“提前”写了《海瑞骂皇帝》！也正是“预知”了“单干风”、“翻案风”，所以“提前”写了为彭德怀“翻案”的《海瑞罢官》。

成本禹写道：“古代战争的描写里有一句话：‘山下助你三通鼓’。说的是斗将以前，为了提高己方武将的斗志，需要捶鼓助威。吴晗在党中央庐山会议以前发表的《海瑞骂皇帝》，实质上是起了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进攻捶鼓助威的作用。吴晗的‘时间表’排得所以好，就是因为恰恰是这张‘时间表’，说明了吴晗的《海瑞骂皇帝》，尽管不是一幕戏剧的高潮，却是戏剧高潮所必不可少的开场锣鼓。”

强词夺理、牵强附会到这种地步，是当年“左”派笔法的特色。常言道：“秀才遇上兵，有理说不清。”其实，遇上姚文元、戚本禹这班“左”派秀才，那才是“有理说不清”！

在戚本禹文章发表后几天，四月五日，《红旗》杂志发表了署名关锋、林杰的那篇“攻要害”文章《〈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两株大毒草》。

戚本禹、关锋的“攻要害”的文章的发表，倒是为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山下助你三通鼓”！

前往苏州请“尊神”

上海锦江饭店的小礼堂，是一座不平常的建筑。锦江饭店的建筑群中，原本没有这座小礼堂。那是在一九五九年春天，以二十一天的神奇速度，建成了这座小礼堂！

原来，中共中央决定在上海召开中共八届七中全会。论住宿条件，首屈一指的当然是上海锦江饭店。遗憾的是，那儿没有会场。于是，中共上海市委、上海市政府决定以最快的速度、最好的质量，建造一个会场。由于出席会议的中共委员、中共候补委员不过一百六十一人，加上列席人员也不过二百多人，造个小礼堂也就够用的了。

建造时定下“庄严、朴实、适用、保密”八字方针。设计方案经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审核，由周恩来审定。为着保密，小礼堂的窗玻璃是双层的，可以隔音。室内铺着红地毯、绿桌布、咖啡窗帘、灰色软椅。毛泽东曾赞扬了这座小礼堂的设计者、建设者。

此后，把上海作为“基地”，把锦江饭店当作“营寨”的江青，也就看中这座小礼堂。一回回接见“样板戏”剧组，一次次“内部观摩”电影，都在这里进行。

一九六六年二月，在锦江饭店小礼堂里，江青召开了特殊的座谈会，与会者包括她自己在内不过五个人。虽说名为“座谈会”，絮絮叨叨地说个不停的是她一个人。比起她在上海抓“样板戏”，组织写作两篇“有分量的批评文章”，这个小小的座谈会的分量似乎更重。两个多月后——一九六六年四月十日，当这个座谈会的“纪要”、以中共中央文件印发全党时，在中国引起了一场剧烈的震荡。

这个小小的座谈会，便是“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

一九六六年春天，是一个特殊的春天：二月，毛泽东在武昌，此后坐镇杭州。林彪则住在苏州。江青呢，下榻于“上海基地”。

一月二十一日，是丙午年正月初一。江青的轿车，出现在苏州。她是从上海到这里，专程向林彪拜年。

林彪，正处于直线上升中的人物：在一九五八年五月二十五日召开的中共八届五中全会上，林彪被增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进入了领导核心。紧接着，随着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遭到批判，林彪旋即取代了他，出任国防部部长。不多日，又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主持军委常委工作。在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八日至十五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批判的罗瑞卿之后，林彪在军内更是说一不二了。林彪的直线上升，在于他不断地“鼓吹”毛泽东。他提出，“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学习毛主席著作是学习马列主义的捷径”。提出“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

江青，她正要作为一颗“新星”，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升起，她要借助林彪之力托起。当然，林彪也明白“第一夫人”的分量，借助于她，对于林彪的进一步上升也至关重要。就这样，出于彼此的政治需要，通过这次“拜年”，江青和林彪一拍即合。

用江青的话来说，她的苏州之行，是前去请“尊神”。此言颇有来历：一九六二年第三期《电影艺术》杂志发表了霍白音的《关于电影创新问题的独白》。霍白音呼吁去除陈规，破除“主题之神”、“结构之神”、“冲突之神”。他说，“诸神各显神威，满天撤下应该怎样、不应该怎样的各种符箓和咒语。在诸神合力交攻之下，艺术家只得束手束脚，抱头觅路。”江青把这位上海市电影局副局长的文章，已列入“大批判”的计划之中。不过，她由此却对“神”产生兴趣。她说要求助于解放军这“尊神”。

就在江青离开苏州不久，北京东城一条行人稀疏、名字怪僻的小胡同——拐棒胡同内一座四合院，响起了电话铃声。那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第一副主任刘志坚中将的住宅，电话来自苏州“林办”，那熟悉的女声一听便知是林彪之妻叶群……

笔者在一九九○年七月二十二日访问了刘志坚将军。他感慨万千，用一口湖南话向笔者细叙“文革”往事，他的夫人刘莱瑛不时在一旁加以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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