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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5部分（第1页）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二日，江青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作那篇题为《为人民立新功》的讲话时，“吹”出了她去上海组织批判《海瑞罢官》的内幕：

批判《海瑞罢官》也是柯庆施同志支持的。张春桥同志、姚文元同志为了这个担了很大的风险啊，还搞了保密。我在革命现代京剧会演以前，作了调查研究，并且参与了艺术实践，感觉到文艺评论也是有问题的。我那儿有一些材料，因为怕主席太累，没有给主席看。有一天，一个同志，把吴晗写的《朱元璋传》拿给主席看。我说：别，主席累得很，他不过是要稿费嘛，要名嘛，给他出版，出版以后批评。我还要批评他的《海瑞罢官》哪！当时彭真拼命保护吴晗，主席心里是很清楚的，但就是不明说。因为主席允许，我才敢于去组织这篇文章，对外保密，保密了七、八个月，改了不知多少次。春桥同志每来北京一次，就有人探听，有个反革命分子判断说，一定和批判吴晗有关。那是有点关系，但也是搞戏，听录音带，修改音乐。但是却也在暗中藏着评《海瑞罢官》这篇文章。因为一叫他们知道，他们就扼杀这篇文章了。

就当江青在“上海基地”跟张春桥、姚文元密谋之际，从成都传来令他们沮丧的消息——一九六五年四月九日，柯庆施在那里病逝！

从此，江青在上海失去了一位强有力的支持者。所幸，经柯庆施的介绍，她已和张春桥、姚文元建立了密切的联系。那时的姚文元，还只是上海《解放日报》编委兼文艺部主任，手中的权力有限。张春桥取代了柯庆施，成为江青在上海倚重的支持者。

在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十日，张春桥在上海举行的关于《海瑞罢官》的讨论会上，也曾透露了若干内幕。只是由于当时还不能亮出江青这张“王牌”，张春桥故作曲笔，说成是自己“读《海瑞集》，感到问题严重”：

论战是从戏开始的（注：戏，指京剧《海瑞罢官》）。这出戏，我没有看过。听到议论，已经是一九六四年了。有人说是毒草，有人说不能提得那么高。今年二月，姚文元同志开始研究这个问题，他同我商量怎么搞法？他不是历史学家，我也没有碰过明史，而对手是专家，是权威，这一仗不容易打。我们确定：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认真学习，埋头读书，占有史料，决不声张，免得文章还没有写出来，风声已经很大。这样搞到第六稿，请四、五位同志参加讨论，又反复修改，八月底有了一篇初稿，发给十几位同志征求意见。发表的时候，已经是八个多月，第十稿了。这样一个过程，也是对这出戏的认识过程，一个学习过程。开头，看了剧本、评介文章，读《海瑞集》（引者注：吴晗著），感到问题严重，非评不可。但是，我们的论点站得住站不住，分析得充分不充分，分寸适当不适当等等，那是很伤脑筋的。比如联系不联系一九五九——一九六一年的形势？联系不联系“单干风”、“翻案风”？我们是多次考虑的。

虽说遮遮掩掩，张春桥毕竟还是说出了一些内幕：

第一，他和姚文元都未看过京剧《海瑞罢官》。只是“有人说是毒草”，才着手批判。这“有人”，当然指江青。

第二，承认他和姚文元“没有碰过明史”，为了批《海瑞罢官》，不得不从“埋头读书”入手。

第三，文章的写作准备工作，开始于一九六五年二月，在八个月中，改了十稿。

第四，连作者自己，对于把《海瑞罢官》跟“单干风”、“翻案风”联系起来，都以为“那是很伤脑筋的”。

第五，江青所说的“保密”，其实，多半是由于这一批判乃是一场强词夺理的政治诬陷，所以不敢“声张”。

在浓密的大幕遮掩之下，江、张、姚一次次讨论，一回回修改，终于把那篇“宏文”炮制出来了。

姚文元的“宏文”拉开“文革”序幕

一九六五年的中国报纸，充满着火药味儿：

一月，《羊城晚报》、《南方日报》开始批判历史小说《柳宗元被贬》——柳宗元“被贬”被“索隐”为彭德怀“被贬”！《文艺报》开始批判康灌。

二月，《电影文学》批判“一部散发着资产阶级和平主义思想毒素”的电影剧本《亲人》。《文艺报》则批判陈翔鹤的历史小说《陶渊明写（挽歌）》，文章的题目便是气势汹汹的质问语：《为谁写挽歌？》

三月，《人民日报》发表齐向群的《重评孟超新编〈李慧娘〉》。编者按毫不含糊地说《李慧娘》“是一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

五月，《光明日报》发表《夏衍同志改编的影片（林家铺子）必须批判》。

六月，《工人日报》发表《〈不夜城〉必须彻底批判》。

就在这样的“必须批判”、“彻底批判”声浪之中，中共中央在四月七日作出《关于调整文化部领导问题的批复》，免去了齐燕铭、夏衍在文化部的领导职务。电影界开始批判所谓“夏陈路线”，亦即“夏衍、陈荒煤路线”。

就在这样的“必须批判”、“彻底批判”声浪之中，在十一月十日的上海《文汇报》上，冒出了长篇批判文章，题为《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①作者为姚文元。

①关于《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前前后后，已在《“四人帮”兴衰？姚文元传》中详细述及，此处只是约略一提。

这篇“宏文”，便是江青往来于京沪，“保密了七、八个月，改了不知多少次”而终于露面的。

虽然署名“姚文元”，实际上，作者应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江青是此文的“第一作者”，理所当然。最初看出《海瑞罢官》有严重政治错误的便是她。

张春桥的嘴巴向来很紧。不过，据《海港》编剧李晓明回忆，张春桥有一回得意起来，曾对他说：“以姚文元名义发表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不少内容是我写的。”

这样一发“重磅炮弹”，选中上海《文汇报》“发射”，是因为上一次那篇《“有鬼无害”论》也是在这家报纸发表的。上海两大报——《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当时的《解放日报》乃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属于“党报”，倘若发在《解放日报》上容易被看成是代表中共上海市委，而《文汇报》历来有“民间报纸”的“身份”，便于“展开讨论”——“钓鱼”也。

至于署名姚文元，是因为姚文元尚未显赫，不过是“青年文艺评论家”，便于持不同意见者跟他“讨论”。那时的张春桥，已升为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署上他的名字，“官方文章”的色彩太浓了。

在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前夕，江青于十一月二日出现在北京首都剧场，审查北京京剧团的《红岩》。她的公开露面，不知内情者会以为此后一个多星期在上海发表的姚文元的文章，跟她毫不相干。（稍早一些日子，十月十三日，她在中南海曾与电影《南海长城》摄制组谈过对分镜头剧本的意见。）

姚文元的文章，是在上海发表的，而攻击的矛头是指向北京，指向中共北京市委。江青知道，在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前，在有各大区负责人参加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毛泽东问过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彭真（从一九四九年开始彭真便一直担任此职）：“吴晗是不是可以批判？”吴晗，北京市副市长也。彭真显然护着吴晗，含糊其词地答曰：“吴晗有些问题可以批判。”

姚文元文章发表的当天，彭真便得知这发生在上海的异常动向，当即嘱令秘书以最快的速度设法弄到一张十一月十日的《文汇报》——那时上海《文汇报》还没有在北京发行航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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