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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8部分（第1页）

时间、内容都没有一定之规，由皇上根据需要临时决定。庆历期间很活跃的那个余靖余希古，不是被人举荐参加制科，又被否决，还挨了知州一顿板子，闹出许多是非吗？苏轼兄弟后来也参加过制科考试，还考中了。常科，就是一般的进士与诸科考试了。先要由地方推荐，在州县考试中被举荐后，才能进京考试。它的考试时间与内容，都有明文规定。按规定，进士要考诗赋，兼考论、策及帖经、墨义；诸科包括九经、五经、三礼、三传、明经等，主要考帖经、墨义，检查考试者对于儒家经典著作的掌握情况。

什么是帖经、墨义呢？帖经，说白了，不过就是经典著作的填空而已！找一段经书，掐头去尾，让你填上空出的那一部分。墨义呢？就是从有关经典著作中找出一句或一段话，要你答出它的意思。与帖经一样，只要能背就行了。不同的只是，它除了要背原文，还得背下相关的注解。之所以叫墨义，原是与口义相对应的。口义就是口答经典问义，后来被取消了。

在唐代，进士考试先是只考诗赋，别的一概不考，后来才渐渐加上了策、论。又因为考策、论的时候，有些人信口胡说，有人建议应当检查参试者对于经典的熟悉程度，就将诸科考试中用的帖经、墨义办法，也用到进士考试中来了。

这种考试制度的弊病，几乎可以一目了然。范仲淹看得清楚，安石更透彻。他设想的改革，也比仲淹更彻底：一是完全废除明经等诸科考试，只留进士一科取人；二是进士考试，只考经义、论、策，再不考什么诗赋、帖经、墨义；三是增加新的实用科目。但这是大事，首先，当然得报请皇上批准；其次，还得广泛征求朝野的意见，以便使改革更趋合理，也好达到最广泛的共识。

中书几位意见大体一致，将兴办学校与改革贡举分两步走的大致设想，报告了皇上，请朝廷下诏广泛征求意见。皇上也同意，便下诏向相关官员征求意见：请他们务必在接到诏书后的一个月之内，将意见上报朝廷。

这是露脸的事情，因为具体，也相对较为简单。凡有权参与意见的，都争着说话了！

司马光自中进士到当考官，见得不少，对目下的贡举制度自然多有不满，甚至还不只是不满，简直深恶痛绝。用他的话来说，就是自古至今，取士之弊再没有比现在更坏的了！

他当然有自己的理由。

原来他看中的是古代的举荐制度，根本就不赞成隋唐以来的科举考试。在他看来，三代取士，全都以德行为本，并不看重文辞。到汉代，虽有考试，但茂才孝廉等科还是靠的推荐，仍是品德第一。所以，那时尽管朝政一塌糊涂，但下面的民风还是很淳厚的。即使到魏晋及魏晋之后，风俗大变，浮华衰败，但九品中正制的取士制度讲究品德第一，仍然卓有成效。读书的人，谁都不敢胡来。只有隋唐兴起科举制度之后，只以文辞取人，被取者的操行品德才一塌糊涂，不堪入目了。现在要改革考试制度，实在是千载一时的绝好机会，得抓紧办。怎么办呢？唯一的办法，当然是恢复古代的乡里推荐制度，将品德好的人推荐上来，才能从根本上彻底杜绝科举制度的一切弊病。他特别强调，这推荐只能由乡里的贤人官长等来实施，绝不能让州县的官儿去掌握。因为州县太大，他们根本没法儿全面了解情况，只有乡里根生土长的那些人，才真正知道实情。除此之外，也不能让京城的那些考官来全权品评参试者的操行，再决定他们是否考中。因为他们不了解情况，只能道听途说，人云亦云，更要坏事。当然，就是乡党，也有看不清的时候。一个人的德行，不是那么好看的。就连家里的人，整天生活在一起，往往都有走眼的时候，何况别人？那么，究竟怎么办呢？

品德第一的原则绝对不能改变，只好将推荐的人改一改了。司马光的办法，是请京朝官来推荐。品级不同，可以推荐的人数也有所区别。官越大，推荐的人就越多，当然也要有限度。推荐不当，循私舞弊怎么办？可以加强监督，实行连坐。处罚一重，相信就没人再敢乱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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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遗事　第七十三回（2）

凡被推荐的人，朝廷一律以举者多少决定是否入选。一旦入选，就无需再参加州县考试，直接进京参加进士或诸科考试就行了。关于考试，他倒也赞成取消诗赋及帖经、墨义，只考经义、时务策问。

保举法是首选。如果朝廷觉得不合适，那就该退而求其次了，就是办好学校，从学校取人。他对庆历以来州县学校有名无实，极为痛心，要求加强学校的建设管理，配备能真正为人师表的专职教授，对学生也要加强约束，实行严格的考试、升级等学籍管理制度。

神宗拿着司马光的奏折，问安石：“司马光的这道折子，爱卿觉着怎样？”

“关于保举，说得有些迂，也不尽符合实际。学校与考试的建议，倒都是好的。”安石如实回道。

“保举的问题，在哪儿呢？”神宗想更进一步听听意见。

“陛下，保举推荐制度，由来弊端丛生。东汉有一首民谣说：‘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将那汉代保举制度的弊病，说得再生动不过了。魏晋以后的九品中正制度，通过所谓推荐保举，更将天下官吏禄位，全让豪门贵族独占了，出身低寒的人，竟连一点儿上进的机会也没有！晋朝刘毅有一句话，说是‘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最是贴切不过。隋唐科举，可以说是对保举推荐制度的最好纠正。虽然它自身也有许多值得改进之处，但那也只是改进的问题，不能完全取消。完全取消，取人也就没有相对公平的标准了。”

安石说的也是故实，却更实在，更具体，不由神宗不信：“爱卿说得在理。这科举制度，大框子确实不能动，举人还得由州县考来。”

司马光的折子，虽然保守，不合时宜，还不失为一种建设性的意见。苏轼的折子，差不多就完全是唱反调了。

折子一开头，他就说，得人之道，在于知人；而知人之法，则在于责实。假如皇上丞相有知人之才，朝廷有责实之政，那么，就是小官小吏里头也有的是人才，更甭说通过学校、贡举了。果真这样，如今的一切制度条令，就绰绰有余，根本用不着去改。假如皇上丞相没有知人之才，朝廷也没有责实之政，那么，达官大臣里面常常都找不到合用的人才，还想从学校、贡举里去找有用的人吗？要是这样，即使完全恢复古代制度，也多半是白搭，没用的。

苏轼毕竟不同凡响，不愧是做文章的高手，一开头就亮出刀子，将以变求治的皇上与丞相置于无法自拔的险恶困境：无论你选择什么，都只有失败一条路。承认自己是知人之才，用不着变；承认自己不是知人之才，变了也没用。正也好，反也好，就是不能变。

接下来，他就逐条驳斥他所听到的各种求变论点了。

先说办学。

未说之前，先是一段排比。说是时有可否，物有废兴。一件东西，要是应时而安，就是暴君也没法儿将它废了；要是到它合该被淘汰，就是有圣人出面，也不能让它恢复生机。所以，法制从来是随着风俗的改变而改变的。这就像治理长江大河，顺着它的走向因势利导，就能事半功倍；硬与它对着来，只能坏事。学校的事，也是一样。假如三代圣人活在当今，他们要选贤养才，也会由道而行，根本用不着学校。这意思自然不难明了。那些堂堂正正、无可辩驳的大话，不过是一种故作气势的比喻，意在强调，学校的兴废，根本不是人工能够扶持的事情，只能听其自然；而由圣人看来，学校是根本用不着的。

说过道理，他又摆出事实。学校不是没办过，庆历年间不是办过很多学校吗？当时以为太平可以转瞬而至，如今怎么样？不过徒有空名而已！皇上要是真想办学，靠办学求治，必然要大兴土木，置官立师；而那些不愿接受教育的人，又必然会受到排斥，甚至驱逐。结果，不但会劳民伤财，还会引起纷乱，徒然叫老百姓受苦受累，何必呢？要是不想大动干戈，与庆历又没什么两样了。

说来说去，结论是什么呢？就是维持现状，一切不动。他说得很明白：“今之学校，只可因循旧制，使先王之旧物不废于吾世，足矣！”

说过学校，他就说到贡举之法了。总的结论是，目下的方式，已经实施一百年了，治乱盛衰，根本与它没有什么干系，同样用不着改。凡认为应当改的几种主张，其实全都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就说只重德行，而忽略文章，就根本站不住脚。德行固然重要，但要立为科名取人，就只能叫天下人为着功名利禄都去作假了。上面以孝取人，勇敢不怕死的就会割股孝亲，胆小怕死的则要结庐墓旁；上面以廉取人，天下又都争着乘鄙车骑瘦马、穿恶衣吃恶食了。只要能叫上面中意，可以博取功名，就没有不能干的事情。这不是败坏德行吗？如何能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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