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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部分（第1页）

物品：如各种型号的线香，各种挂在人胸前的佛像挂件，香炉、蜡烛……实际上就是个专卖商店。地陪导游说，刻有佛像的各式吉祥小挂件、镀金卡，都是经过寺里高僧念经开过光的，护身很灵验。我想，这里有成千上万的小挂件、镀金卡，那些高僧该日夜不睡连续开光是否来得及？即使来得及，该是多辛苦呀！

店里拥满了游客——此时大半游客身份似乎已一下子转换成香客了，纷纷涌到玻璃柜前选购，许多人出门时手里握了大把的线香。早在车往灵隐寺行驶的路上，杭州地陪女导游就向大家“导游”，说灵隐寺的佛非常灵验，尽心指导大家，第一要拜如来佛，如来什么都管，可求升官，也可求发财，让人感觉如来佛就像现在的一把手，所有大权一把抓；若要求婚姻、子孙，得拜观音菩萨；求健康长寿，得拜药师佛；求高考录取，得拜文殊菩萨……导游把游览导成了入寺院进香。

进寺院大门票在旅游费用中集体买了，要进大殿烧香拜佛，大殿前边拦了一道黄墙，还得买门票。那道墙虽然盖着瓦脊是黄的与寺院殿堂同色同格似可融为一体，有左右两个门，右为进口，左为出口，右边门内有票房售票窗，给人的感觉，是为卖票收钱建造的。这融为一体，正是从根本上改变了寺院的性质，它不是修行的佛门圣地，而是经营单位。要进大殿得个人掏三十元钱了。好不容易到杭州一游，到了大殿前，为省三十元钱不进大殿的恐怕为数很少。这环环相扣，恐怕早在寺院的算计之中。

总说旅游体现着一种文化。这里看起来似有浓得呛人鼻眼的“文化”味，但不是健康的文明的先进的文化。我深深记得，新中国建成后，多少批入学读书的人从课本上受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启蒙，都接受了这样的观点：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封建统治者利用宗教麻醉人民，使广大人民精神陷于愚昧甘愿接受统治承受压迫。那时的宗教是为封建统治阶级巩固统治服务的。我至今仍认为，这种观点具有文化批判精神和思想进步意义。不过，我也一直认为，宗教可以有利于人的道德建设，譬如佛教，教义并非宣扬有神论、宣扬迷信。教义精神，提倡净化自身灵魂、克制欲望、遏制恶行、慈悲为怀。那是要教人觉悟向善，教人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信佛，是对自身的要求，是信自己能成佛，这个“佛”是自身的觉悟。无论东方的佛教还是西方的基督教、天主教，基本精神都是革自己的命，是自我反省、自我完善。原本从佛教还创造出一些有关神鬼的说法，如有六道轮回、十殿阎王等因果报应说，本是唯心的，反科学的。但是就导向而言，还是为戒恶向善，人们怕死后入地狱，怕受十殿阎罗酷刑惩罚而收敛恶行，盼能进天堂而行善举，不能不说对社会道德的维护起着作用。由于宗教不断催生大量善男信女，于是社会上就有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意识，于是就有了道不拾遗、夜不闭户的安全和谐环境，然而这毕竟是迷信，是愚昧。当上世纪初科学和*在中国落户，鲁迅先生就以其精神作为透视镜，刻画了不朽的文学形象祥林嫂，呼唤人们的麻木精神从神权束缚下挣脱出来。然而这种挣脱后，需要以科学和*精神，需要以文明进步思想，来替代神权对于道德的规范和对人的教化。美国法学家伯尔曼说，“法律如果不被信仰，将是一纸空文”。道德建设更是有真正信仰才有实效。而后来这种新的道德建设，有过一种信仰强大到如神权那样令几乎全民族敬服的力量吗？是否已经是“一纸空文”了？

现在旅游或采风，无论到何地，大都有寺庙的景点；导游进寺庙解说，无一不说那里的菩萨灵验，能保佑你有福有寿、平安顺利、升官发财、喜得贵子。封建时代神权论是抑恶扬善，是要人自律遏制欲念；而当今这种宣传，就其品质而论，比封建时代的神权论还有害，更低级、更庸俗，完全背弃了自律要求；更荒唐更可笑的是，把菩萨衍化为以神权做交易的大贪官形象，实质在宣扬。不论你是昧了良心掠夺的贪官还是奸商，只要烧香捐助多，都会有求必应，会得到保佑，作恶不受惩罚，继续升官，发更大的财，在骨子里是鼓励、怂恿作恶。这与佛教的教义精神完全对立，是丑化、亵渎佛教。导游的解说，强烈地体现着一种旅游文化，但这是十足的糟粕文化、垃圾文化；而且“喉舌”们也常常为之大肆宣传，推波助澜。这对树立良好道德风尚极为不利，对照“五四”新文化的精神，是封建文化毫无阻挡、堂而皇之的复辟，并有铺天盖地之势。

这能单怪导游们的解说宣传吗？恐怕不能。这决定于一些地方政府开发旅游的指导思想，有些领导把旅游带动其他行业消费创造经济效益，异化为直接以旅游景点门票敛财，这是极其简单极其肤浅极其低档的认识。于是不惜纵容将宗教寺观、革命家和文学伟人纪念馆等精神文化圣地都变成摇钱树、聚宝盆，把神圣的精神当肉卖，而且为能吸引游客，希望把它们吹得越神化越好，头脑里全然没有半点考虑到精神污染和道德消解。有些庸僧违背佛教教义精神而皈依金钱，有些“文人”为旅游景点编写解说词时，也跟屁虫似的，卖力地迎合那些没有思想的领导们的“意图”，背叛文化的先进性，背叛现代文明，不惜宣扬鬼神搞迷信进行蛊惑，或者拉封建帝王的大旗当招牌。小小的导游仅仅是小和尚念经而已，哪可能有那么强的辨析能力。这种“文化”，可以说已到了泛滥的程度，有谁在负责认真审视、管理、矫正不良导向呢？

这是上当吗？

2006年5月去北京，上翠微商场过天桥见一位乞讨的老太太，我下意识掏零钱，把一张二十元纸币误当一元的投进了她面前的盆子，老伴发觉提醒我，我稍一怔，觉得既然投下就算了，没再找小面额钱调换。晚上有人请客吃饭，讲到这事，主人连讲了几件给乞讨人零钱的事例，说那些乞讨不是真正可怜的乞丐，他曾经上过当。

这种“上当”，近几年我多次听到有人愤愤地说起，似乎是吸取了教训，觉悟了。可是这种“觉悟”的花，会结出什么样的果呢？

现在遍布经济发达地区城市的乞讨者，大都是贫困落后地区来的，确有一些是具有一定劳动能力的中年人，也确有受父母暗中指挥的孩子，甚至也确有带强迫性的……然而，也确实真有丧失劳动能力的老弱病残，有家庭极度贫困的在校学生，也有凭音乐一技之长在街头演奏或演唱的，也有因天灾人祸一时处于绝境的……我们遇上的乞讨者，是否真有难，无法判断又不能去调查，难道就不舍出那点小钱，就放弃了对其中真正有急难者帮助的机会？一次次掏出零钱，即使其中有相当的次数不是给真正急需要帮助的人，我们又有多大损失呢？

有人说这会培养懒汉，看似很有道理，其实并不完全正确。即使有一定劳动力却在乞讨，也会有多种原因，有的可能确是遭了天灾人祸，有的却因贫困到发达地区谋生而一时无法找到工作……是出于无奈。他们严冬得终日立在风雪里，炎夏整天站在烈日下，晚上睡在雨篷下、桥洞里，饱受风霜雨雪和烈日酷暑相摧以及蚊叮虫咬之苦，还得常常遭人白眼，随时会遭驱赶，人格受着屈辱……我们住楼房、吃鱼肉、穿时装、寒暑有空调、休闲有电视，能够体会到他们那种生活的滋味、那种人生的艰辛吗？愿意也像他们那样付出吗？他们至少比去当扒手、盗窃犯知羞耻守法纪。我们捐款到老少边穷地区“扶贫”，难道只“扶”老弱病残不扶中年贫困户吗？也许，这些乞讨者中也会有积蓄邮汇回老家，甚至还可能有人富有起来，但也是极少数。但与许多昧着良心坑蒙拐骗掠夺人们血汗钱的比起来，跟贪污受贿比起来又如何呢？我们对后两者倒往往是无限容忍、麻木适应，对于这些弱势群体却是怕上当，善恶标准是否混乱了？我们是否正在丧失平民立场，思辨力退化了，灵魂生病了。

前年曾在《报刊文摘》看到一篇文章，说美国一个小城从外乡来了两个乞丐，大家习惯地给零钱接济他们；几年之后这两个乞丐变富有了，还在乞讨，人们鄙夷他们并把他们赶走；小镇没了乞丐，人们慈善的心无法表达，精神失衡，就又去把他俩找了回来。

由此可见，不同文化孕育的两种为善出发点。美国人接受基督精神，认为人有原罪，怀忏悔心理，不图报偿，是为灵魂自救，是自我人格完善的需要。中国传统文化提倡的是“行善积德”，积德是与六道轮回结合的，或死后能上天堂，或来世还能投人胎更加辉煌；或“为子孙后代拥根”，于是就有“上辈子积了德”、“前世修来的”、“祖坟上冒青烟”等说法，行善是为了未来有所得。必须承认，这种“行善积德”成为一种信仰，两千多年来确实对中华民族道德大厦起了无可估量的支撑作用。我承认，也有为善不图报的感人事例，但这种事例在国民中所占比例究竟有多大呢？人家的比例又是多大？我们不能老习惯于这种思维方法：把中国首富与美国中产阶级比较来证明中国人比美国富有。

固然，释迦牟尼在《金刚经》里也提倡不期回报的境界；可是，因为佛教只有宗教职业者和迷信者，少有真正信仰教义的教徒群体，真正的信仰者远远敌不过因果报应的迷信力量，因而教义只能在经书上，只在一些知识分子的概念里，没有形成普遍的价值观念，未能对中国社会道德建设起过主导作用。中国人行善受因果报应心理的支配，限制了恶行，但也不自觉地注重行善之后的功利，也就会计较付出代价效果的大小。

美国人行善是他们的精神需求，是他们需要乞丐，而不是乞丐需要他们。我们能像他们那样吗？也许有人会，但比例不会太大，就因为我们没有进入到行善是自我需要的那种境界。如果我们舍得一元两元、三毛五毛，因为经常舍，就是人的善心在一次一次萌动而产生行善的饥渴，同时一次一次行小善，也就会如获得小饮般的自我安慰，是获得幸福。

当今社会许多人的意识在受金钱物质利益主宰，往往不需积德不用行善，通过不善手段也能获得更多，所以连“行善积德”的信念也从意识里淘汰出局，产生“上当论”是必然的了。我们在怕“上当”的心理支配下，便会扼杀善心的萌动，为善的意识必会退化。

想想“上当论”，觉得令人好笑。给乞丐一元两元钱，毫不会使自己受损害，倒会顾忌上当。而那些年地方集资，多少人被高额利息吸引，捧出多年积蓄几万、几十万元，直落得追讨无门，那是多大损失啊。曾在电视里看到，有人到小区里搞变戏法，让钱能快速生钱，也有人竟到银行取了五万、十万交给骗子，结果血本无归。类似的例子电视、报刊报道一次又一次，这才是伤筋动骨的上当，却依然有人前仆后继，这就是江南民间俗话所讥笑的：“痧药瓶（微型药瓶）盖得铁紧，吃食缸（装吃食的大缸）开得蛮大”，也就是“肉头”的品性。这是我们国民身上一种较为严重的遗传病：总想不花力气得意外之财。

当今许多女子追求健美常护肤美容，只是外表的美，还未到求生理上机体健康的层次。美国人却超越了这两个层次，把行善当做自我需要，当做一种精神健康、灵魂美丽；他们也信仰宗教，可那只是为自我忏悔、感恩和对他人祝愿，而不是向上帝祈求满足私欲。我们能不承认这是文明程度和民族素质的明显差异吗？该不该以羞愧之心作深刻反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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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动物表演（1）

——安吉采风小记之三

安吉竹博览园、中南百草原的不俗格调，显示了一种文化修养与气质的审美眼光、审美趣味。我很赞赏，钦佩策划、设计者的创意。

然而，这两个新星式高雅的名园，却各有一处动物表演的场所。

在竹博园，那玻璃钢架大棚下水泥阶梯看台，面对那钢架高密板搭建的三间平顶房，房前一排钢管架上，栖息着七八只鹦鹉。

那些鹦鹉品种不同、大小不一，羽毛颜色不同，脚都被铁链拴着系在铁架上。驯鸟的工作人员先让两只绿色鹦鹉学说了几句人语，再解开两只纯白色个子大如鸡的鹦鹉表现了滚球行走、滑滑梯等节目，最后让一只绿色鹦鹉停在手臂上，谁拿出十元的纸币举起，它会飞过去衔上栖息在谁肩上，由另一位工作人员举相机照一张立即可取的人鸟合影，说是鹦鹉和谁合影会给谁带来好运。其中有个游客掏出十元举起，鹦鹉飞过来衔了竟栖在他头顶上，工作人员便乘机发挥说栖在头上极难得，是更加幸运。有人拿出五元的，鹦鹉却不飞来衔。有人说鹦鹉也识钞票面额，五元嫌少。让游客花十元钱让它衔了停在肩上拍张照，寻求一种乐趣，倒也无可厚非；只是说什么“幸运”甚至“更幸运”，却是宣扬迷信，而且是极幼稚的迷信，客观上起着愚化国民的作用。

自古有许多关于鹦鹉和八哥学说人语的故事。事实上，它们的“口技”是一种条件反射、机械模仿而已。这种仿效行为在科学上也叫效鸣。由于鸟类没有发达的大脑皮层，因而它们没有思想和意识，不可能懂得人类语言的含义。英国曾经举行过一次别开生面的鹦鹉学话比赛，其中有一只不起眼的非洲灰鹦鹉得了冠军，当时揭开装有这只鹦鹉的鸟笼罩时，灰鹦鹉瞧了瞧四周，叫道：“哇噻！这儿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鹦鹉！”全场哄动。几天后，兴奋的主人请了许多贵宾到家中庆贺，笼罩一打开：“哇噻！这儿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鹦鹉！”全场哗然。弄得主人十分狼狈。所以会有“鹦鹉学舌”这个成语。有些小说中，描写鹦鹉有意帮善良主人掩护，故意出贪官、恶人洋相，以及会认识五元面值比十元小而嫌少，其实都不科学、不真实、不可能。相信它停到头上便“更幸运”，是愚昧。

不仅是中华竹博园，中南百草原也看到了动物表演。

动物演出场地又是满目钢管架和水泥阶梯，有一个巨大的有三层楼高的圆形钢丝笼子，是动物表演的“舞台”；还有好几个比人略高的铁笼，关着狗熊、猴子、老虎、狮子。演出开始是先由一大一小两只猴子进来骑自行车表演，各骑一辆，沿笼子内边缘绕圈。小猴子蹬得很卖力，骑得很快，不折不扣沿着边沿转大圈；大猴子却偷懒，慢吞吞的，只有到近观众一边时才沿笼子边缘骑，到往后半边时就抄近直线，只骑半个圆。驯兽员发现了扬鞭相催，它便快蹬几下；驯兽员一转身，又偷懒放慢抄近。接着两只黑熊上场，也是一大一小，也各骑一辆为它们特制的自行车，竟与两只猴子一样，小熊也很卖力地蹬着骑满圈，大熊却慢吞吞偷懒只骑半圈……令人惊奇的不是它们骑自行车的技术，而是会偷懒。它们学会了人类的自私，养成了人类的陋习。

随后是老虎狮子出场表演，大约各有近十头，好大的阵势。第一个节目，是叫所有狮虎排成队竖起身子后脚立地前脚举起搭到大铁笼铁丝网上，表示对观众的欢迎。其实它们并不知有什么“欢迎”的意思，是被逼这样做。有一只狮子不情愿做，驯兽员挥动细金属杆催它，它竟狠狠回头朝他怒吼了一声表示反抗。之后有几只狮、虎分别演了滚球、钻圈等好几个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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