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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3部分（第1页）

问题搞复杂了。尤其是朱子“移其文，补其传”的工作是错误的，他以郑玄古本《大学》为正，认为无所谓阙文，无须补传；无所谓错简，无须移文，原文本自平正通顺。

他在《大学古本序》中说：“大学之要，诚意而已矣。”而朱子的新本弄成了以“格物”为主题，所以是支离。但是也不能单讲诚意而不格物，那是蹈虚；不追求致本体之知，那就是误妄。他去掉了朱子的分章补传，在旁边加上了自己的解释，以指引学者正道。这就是他的《大学古本旁释》，尽管这本书不如他的《大学问》影响大，但是在他的扇动下，当时一些著名学者如湛甘泉、方献夫后来都改信了古本《大学》，他还为此着实激动了一些时候。因为这就是在诚意的主导下来格物了，也等于把格物这个理学的基石性概念纳入了心学的体系。　他不仅要弄出两个《大学》，还要弄出两个朱子：中年未定之朱子，　晚年定论之朱子。　所谓《朱子晚年定论》是把朱晚年的一些与心学题旨一致的书信言论收集起来，称为朱的最后结论，以前与此相矛盾的话都是朱子也后悔了的错误言论。这是一招很“损”的以子之矛攻子盾的“术”。是阳明在运用打仗的战术来解决学术分歧，不是一般学院派学者能想出来的做法。理应受到当时及后来人的批评。但很有效果，很多话简直就像王阳明说的－－尽管都是朱的原话－－这可以成为阐释学史上的大公案。

尽管世界哲学史上充满了早年、晚年主旨大变的哲学家，但朱子绝对没有必要“大悟旧说之非”，以致于“痛悔极艾，至以为自诳诳人之罪不可胜赎。”阳明是“打着红旗反红旗”，让朱说自己想说的话，以杜天下之口。然后把自己说成是与真朱子心理攸同的战友。而世间流传的朱子学，如《集注》、《或问》之类，乃其中年未定之说，后来“思改正而未及”，而《语类》乃是其弟子挟胜心以附己见的东西，与朱平日之说亦大相乖戾。世人学了朱子“悔”的，不学朱子“悟”的，不知已入了异端，还日日竞相喧嚣以乱正学。

朱子一生说了千百万言，王不想完整全面地理解朱子，只是想唯我所用，　所以找出万把字的自我批评、悔其少作的话，当做向心学投降的忏悔录，其主题有二，一是觉得过去止是讲论文义，诚是太涉支离，后悔病目来得太迟了；二是因不能再看书，却得收拾放心，正心诚意，直下便是圣贤。阳明很得意他编辑出这样的“定论”－－声称“无意中得此一助！”其实，他早在南京时，便开始摘录，等到他在剿匪实践中证明自己悟通的大道是可以在日用中验证了，正好也有了些名头，就差来自权威的支持了，便让这部经他“逻辑重组”的《朱子晚年定论》适时出台，不惜委屈自己－－让朱子得发明权－－“予既自幸其说之不谬于朱子，又喜朱子先得我心之同然。”

事实上，他这样做并没有取得多大的好作用，因为朱子学太深入人心了，人们反感他这种断章取义，拉大旗做虎皮的做法。术，离开了势，其效能便相当有限。　自然也有相当的初学者发现了两个朱子，而且有庸俗的进化论为背景，老的比少的可靠、临终遗言胜过先前任何话语、后出转精之类。最关键的是，这个“朱子晚年定论”告诉世人：在日用中做功夫胜过任何注经解经；一旦诚意、心回到腔子里便一了百了。那些后生小子无须多大的聪明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连老朱都悔读书著书，恨目盲之来迟，我辈何必再蹈舛错！

趋易避难乃自然人性，更何况理学之变化气质、集义为善之类的要求都是非自然主义的，而王阳明把善说成是人的自然本质，只要有个向善的态度、去掉来自经验界的外加的东西，就可以实现人性的复归，明心见性就是至善了。外在的事事物物、知识道理是永无止境的，而且只能把心拉到无底洞中。象佛教界的阿难“多闻不悟”反而有损道行。还是回到只做诚意的功夫的这条道儿上来简易直接又自然得道！青年人又天然的自以为是，王阳明的事功又正好证明了他的学说是相当有用的。既有用又合道义的学说不是天下最好的学说么？不再划分两个世界，让人从此岸「事实世界」努力到彼岸「价值世界」，而是一脚踏在价值世界上、只要能“明明德”就自然无施不可了－－要讲学就讲学，要打仗就打仗。后生小子怎么能不趋之若骛呢。

３．教典问世

与此大好形势相配合，这年八月，他的学生薛侃在赣州刊行了老师的语录－－《传习录》。这个《传习录》只是今天的《传习录》上，包括徐爱记录的一卷及序二篇、和薛侃与陆澄记录的一卷。而《传习录》中，是嘉靖初南大吉刊行的阳明论学的书信。《传习录》下，则是阳明死后，钱德洪等纂集许多学生保留的记录而成，未经阳明过目，更谈不上什么审定，所以显得有些乱。

薛侃所刻的这个《传习录》的主题若要一口说尽，就是“《大学》工夫即是明明德；明明德只是个诚意；诚意的工夫只是个格物致知。……诚意之极便是至善。”它针对的是朱子“新本”《大学》先去穷格事物之理，莽莽荡荡，无着落处，还要添加个“敬”字才能牵扯到身心上来。这是新本先格物后诚意的大弱点。而圣人的古本原定的次序就是诚意在格物前，不须添一敬字，以诚意为起点，就返本复原了。

这倒真不是什么文字游戏，而是一个基本立场问题，也是一个体系的逻辑原点的设定问题。何者为先，关系到全部努力的方向和结局。格物为先，就会追逐外物，步入支离之境，生有涯而知无涯，心劳力拙，越努力离大道越远，因为起脚就走上了旁窦邪路。－－用今天的话说这是个科学永远解决不了道德问题的命题。而王阳明的以诚意为起点，则一上道就在道德轨道上，每活一天都是在为自己的“心”升入至善之境而做工夫，这自然简易明白了。而且是在诚意的率领下去格物致知，并不反对一般的格物，只是给格物一个明确的为善去恶的方向。而所谓的诚意也就是为善去恶。

这叫做“德有本而学有要”。不得其本不得其要，高者虚无、卑者支离，而本要都在求的其心。心外无事，心外无理，故心外无学。阳明的这些思想也不是空穴来风，只是他此前的诸如此类的倾向的一个强有力的总结。

早在英宗正统年间，理学家薛　、吴与弼等就开始反对“述朱”式的思想控制，强调从“整理心下”入手，重振儒学躬行实践的传统。至成化、弘治年间，为“救治”士林及整个社会的道德沦丧，胡居仁提出“以主忠信为先，以求放心为要”的“心与理一”的学说，目的在于“正人心”，反对朱子的“即物穷理”论。他的基本观点是“心理不相离，心存则理自在，心放则理亦失。”「《明史》卷二八二」陈献章主张轻书重思，“学贵自得”，以为靠书本找心是永远也找不到的。只有找到了我心之后，再博之以典籍，那时则典籍之言，我之言也。否则典籍自典籍，我自我。这是王阳明、湛若水的先声。而当时“天下言学，不归王守仁，则归湛若水。”「《明史》卷二八二」

阳明推倒了朱子的“知先行后”论，强调“格心”而非“格物”的的道德修养工夫，与朱子说的经学教育是“做人”的准备不同，王主张教育的目的不在学习之后，而在学习过程之中，目的和过程均在“知行合一”中有机完成。德行和知识是内在统一的。不诚无物，诚则能成己成物。

这些在今天看来一点也不石破天惊的说法，在当时却连徐爱也都吓了一跳的，更别说别人了。它的震动性与挑战性也正在这里。古代没有现代化的传播媒体，只有师徒授受这个渠道最有力。书籍的流通有地域性的限制。

《传习录》的刊刻流通，以及阳明完成的事功，都为阳明学做了“广告”，一时形成四方学者云集的局面。这些远来求道者，一开始住宿于“射圃”－－教练射箭的体育场，很快就容纳不下了，又赶紧修缮老濂溪书院，让莘莘学子“安居乐业”。阳明也暂时无战事，得以专心与同学讲论“明明德”的工夫，指导他们以诚意、自信我心为本要的修养方法，把为善去恶的思想改造变成日常的自然行为－－这也就自然而然的把道德修养准宗教化了，不需要什么外在的仪式，只要诚心诚意。

这不就是马丁．路德的工作吗？

人们已经给阳明戴了许多顶帽子，老式的唯心主义之类就不用说了，尔后什么存在主义、非理性主义、知觉主义等等，都各成景观，未为不美。固然“说似一物即不中”，别人的帽子定义不了心学这片神奇的土地。它极形而上又极实用，既神秘又实际，能内向之极又外化之极，真诚至极又机变至极，高度恪守道德又相当心智自由，只有用现象学的眼光来描述它才庶几乎少耗损些语义。因为只有现象学能将一切有意义的陈述毫无保留的译成关于感觉的陈述。而离开感觉的表达无法再现心学的魅力。

若急着找顶帽子，自然是后起的更有辨别力的“标签”才有形容作用，那不妨说，阳明学酷像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德、法相当流行的生命哲学。但阳明既不太像柏格森，也不太像狄尔泰，倒很像鲁道夫．奥伊肯＇Rudolf　Eucken　旧译倭铿＇，他认为，人是自然与精神的会合点，人的义务和特权便是以积极的态度不断地追求精神生活，克服其非精神的本质。精神生活是内在的，它不是植根于外部世界，而是植根于人的心灵；但它又是独立的，它超越主观的个体，可以接触到宇宙的广袤和真理。人应该以行动追求绝对的真、善、美，追求自由自主的人格；只有当人格发展时，才能达到独立的精神生活。精神生活决不会是最终的成就，因为它始终是个随历史而发展的过程。历史的发展就是精神生活的具体化，是它由分散孤立到内在统一的发展史。精神生活的本质就是超越自身，超出自然与理智的对立，达到二者的统一，达到与大全的一致。精神生活是最真实的实在。它既是主体自我的生活，又是客体宇宙的生活。精神生活乃是真理本身，它在个体身上展现是有层次的，不同的层次便是不同的境界。人应该以自己的全部机能，不仅以理智，更需要以意志和直觉的努力，能动地追求更高的精神水平。如此才能拥有生活的真正意义与价值「《生活的意义与价值》1997年1月上海译文出版社；万以序」。

用这段话做《传习录》的提要，是再恰切不过了。

４．良知破大贼

用王琼卖聪明的话说，派阳明去福建勘定兵乱是虚，单为那点事没有必要劳动阳明这样的大才，让他等到宁王朱宸濠造反时一举拿下才是调他出城的原因，他若也在城中，事必被宁王软禁起来，若不从宁王，就得被他加害。更有甚者，说当初派他来南赣的真实目的就是为了除宁王。这都显得兵部尚书更棋高一着。自然也是后来这么说。

还有人说，阳明故意居江西上流，为防宁王造反而以讨山贼为名请得提督军务的专权。而王琼理解他的心意，便为他争取到了。这也是后人“往好里说”的习惯。其实，他当初请提督军务时费了老劲，而且南赣巡抚是素有“四省三司，听其节制，”可以便宜行事的特权的，如弘治七年出任此职的何乔新。

阳明的确感到宁王有异，也曾假借一般性交往而入府刺探过虚实。宁王爱附庸风雅，罗织名流以显示支持度。阳明派他的学生冀元亨到宁王府去“讲学”。结果这些后来都成了阳明通反的证据。也因为阳明后来只说在兵部尚书的领导下，没有说是在内阁的英明领导下，朝野又有一种呼吁：应该让这样的人才入阁。阁臣自然视王为掘墓人。更有一彪交接宁王的宦官，不能为宁王做别的贡献了，就替王爷报报仇罢，还有他们那种好乱乐祸的天性，不折腾阳明这样的“不长眼的”折腾谁呢？最最根本的原因是正德乃天字第一号大无赖鬼，阳明遂立功而险乎获罪。

那位王尚书跟阳明一样被当朝视为异类，都是因为有才勉强被使用。他可能提防着宁王造反，因为宁王有野心已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作为兵部尚书，他有这个责任。但王室内部的矛盾，外廷臣子是不必也不宜过度关心的。阳明飞檄告宁王谋反，内阁外廷的大臣在左顺门“会议”时，居然半晌无人言语，没人敢给王爷的举动定性质。还就是这个王琼，打破冷场，鲜明的表态：这是一起重大的反叛事件。

因为宁王已经经营数年，已经在朝中发展起了可观的“私党”。在胜负未卜的时刻，率先表态弄不好是要倒霉的。万一宁王成了永乐呢。

正德荒政，怨声载道，国家政权已经相当脆弱，民变此起彼伏，王室内部也有想取而代之者。正德年间，亲王三十位，郡王二百十五位，将军、中尉2700位；　文官20400；武官十万。卫所772；旗军89万6千；廪膳生员3万5千8百；吏5万5千。　当时国家夏季秋税粮的总数是2668万石，几乎不够支付一半的禄俸。所以王府久缺禄米，卫所缺月粮，各边缺军饷，各省缺俸廪。文武官益冗，兵益窜名投占，名数日增，实用日减，冗费更多，天下财物几乎耗竭，百姓日益贫困。刘瑾帮助正德敛财的所谓财政改革，随着刘的灭亡而烟消云散，只是更加混乱罢了。根据历史乃是胜利者的历史“说”：宁王本是交通刘瑾的，给了刘两万金银，刘为其恢复了护卫编制。其实，刘瑾搞改革时是确实需要改革了，但刘那一套不行。宁王造反时是确实应该有人出来重整乾坤了，但宁王不行！

因为宁王是与正德一样荒淫无耻的家伙，一点也不代表社会正义或先进的力量，只是饿狗来夺食而已。还不同于永乐，根本就没有治理国家的基本素质。他无非是觉得正德能坐，我便能坐，就像阿Ｑ说的：和尚摸的我摸不的？他像皇室的诸多成员一样出身“不清楚”，是康王与宫中侍女的合法私生子，藏在优伶家，从小跟戏子一起长大，没有受到正规的贵族教育，看来也不“性本善”，一味地放荡、荒淫，狂妄，只因为就生了他一个，还是让他继承了宁蕃的王位。这就是中国人常说的“背景”－－皇家的狗也是龙，平民家的龙也是虫。

从辈份上说他是正德的叔叔，从禀性上说他们是哥儿俩。可能宁王没当上皇帝便更有些政权欲。他交结宦官和大臣，发展自己的军事实力。但这种非法的勾当不可能全面的展开，宁王死力交接的宦官没有给他弄成个万岁爷，他没有巴结到的宦官却把他送上了鬼门关。因为他行贿的财宝是相当令人眼红的，没得到的人的怀恨程度远大于得到者的感恩程度。当然，告发者在“理”，而私交者不在理。理，还是大有作用的。

宁王有几个高参，像刘养正素有文名「与阳明有交谊」，给宁王支臭招儿，竟让人向皇帝上书称赞宁王贤孝。正德纳闷：“保官好升，保宁王贤孝，欲何为耶？”

正德再蠢，对政权问题还是相当敏感的。宁王巴结正德宠幸的优伶，行贿万金还有金丝宝壶，正德惊奇：“这么好的东西，宁叔怎么不献我？”因没得到宁王好处的小宦官说：“爷爷尚思宁王物，宁王不思爷爷物就罢了！不记得荐书了？”

正德皇帝于是抄检了那个优伶家，并想消除护蕃的卫所，并不想一下子就杀了宁王。因为宁王派的密探得不到准确消息，只知将派驸马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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