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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部分（第2页）

宣武门外不宣武，菜市口南说油盐。

半步桥上岂半步，陶然亭下亦陶然。

大家会心地笑了，以后风水不好的议论就基本没有了。

对于报社的人气，艾丰也从点滴上加以注意。一次大会上，艾丰讲道：

过去在王府井没有会议室，报社很少开大会。现在有条件了，该开的大会还是要开。一个报社的同志总是分散工作，你不见我，我不见你，缺少一股热气。现在我们的会议多了，大家会面的机会也多了。但有一件事我作为新来的人还很不习惯，就是开会的时候，有人在台上讲话，大家不鼓掌。如果是坐在台上的人，讲完话大家不鼓掌，他会觉得很冷清。如果是台下到台上发言的人，他发完言，大家不鼓掌，从台上回到台下，这几步路他会觉得有几里远。鼓掌是两层意思，一层是礼貌，一层是赞同。即使你不赞同，礼貌也总是要讲的。大家要注意互相鼓舞。

他讲完后，台下一片掌声。此后，鼓掌的“问题”有了很大程度上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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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政放权（1）

作为总编辑，艾丰十分注意调动各层工作人员的积极性。

1996年刚到任的时候，编辑部13个部门有7个部门没有正职领导。他认为，部门是报社运行的基础，长期没有正职会影响工作，在他建议下，编委会迅速解决了这个问题。接着他又亲自主持了“怎样当好部主任”的研讨班，提升部主任水平，健全各部门的规章制度。

为了更好地发挥各位副总编辑和编委委员的作用，艾丰倡导和实行了编委轮流值班制度。几位副总编辑轮流值夜班，艾丰的交代是：“你们全面负责夜班版面的安排，没有疑难问题不必再请示我。”几位副总编辑还要轮流值白班，艾丰的交代是：“中央没有定常务副总编辑的职位，谁值白班谁就是常务副总编辑，全面主持日常工作。凡是你们认为可以拿得准的，就可以自己决定，只有觉得拿不准的，再找我商量一下。”对白班夜班值班者他有个共同的交代：“你们大胆负责，出了问题我来承担。”后来有人问道，这样安排是不是冒险？他回答说：“我们的班子成员都有高度的工作责任感，又有相当高的水平和丰富的工作经验，放手是没有问题的。”

对各地记者站，他提出了一个说法：“能够领导上级的下级是好下级。”他解释说，好报道、好点子都是来自实际，来自第一线。“你们搞好策划，让我按照你们策划好的路数去跑龙套，我很愿意！”为了加强记者的工作，他同意记者站应该实施“五个一工程”：一支好队伍，一栋办公楼，一个小车队，一套好设备，一个关系网。

1998年6月8日，《经济日报》报业集团正式建立。报社同仁们高高兴兴地在办公大楼门口挂起一块烫金招牌“《经济日报》报业集团”。《经济日报》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当然也是一个新的探索阶段。

时过半年，1999年1月21日，艾丰收到了宣布他离任的中央文件。他到了该“让贤”的年龄。到年龄就下，这已经成为制度，艾丰当然了解这一点。但正干在兴头上，对事业有许多想法，而这些想法尚未实现就离开岗位，又着实有些难舍难分。

艾丰回顾不到三年的任职期间，觉得自己是日夜拼命、问心无愧，但也留下了若干遗憾。总编辑的成败得失，自有人评说。也许从艾丰的话中我们可以理解一切：“这就好像刀刃和刀背，冲到前面的是刀刃，因此被卷伤的肯定不是刀背。你做刀背还是做刀刃？”

离职演说

得知艾丰即将离任的消息，编辑部、行政后勤、经营部门、直属单位、记者站等各部门的同志以及退休老同志纷纷给他打来电话，他们纷纷表达友好、不舍、慰藉及各种各样的感情。

艾丰的心里暖暖的。他来时，人们说“来晚了”；他走时，人们说“下早了”。简单的几个字，让他思绪万千。他知道，这不是科学语言，不是工作语言，更不是对职务任免的评价，而是同志之间的感情传递。语言有时总是显得简单了点，但深厚的情感浓缩得化也化不开时，便有了一句话语暖三冬的感受。艾丰说：“同志们能够给我这样的情感，一个人在一个地方工作，还要求别的什么评价呢？”

在确知艾丰离任的消息之后，社长徐心华和艾丰有一次长谈。艾丰和徐心华是在《经济日报》改为“双正制”之后，一个任社长，一个任总编辑，一起来到《经济日报》的。本来相约同上同下，但由于艾丰年长两岁，要先离开总编辑岗位了，彼此有些恋恋不舍。艾丰对徐心华说：“咱们共事这几年，我感觉总体合作是很好的。咱俩的性格有些互补：你的原则性强，比较稳健，遇事考虑周密，我‘冒’一点，但有你把关，就不会出问题。你可能也感觉出来了，有看法我就发表、直说，包括不同看法。但如果你已经拿出了决断性的意见，我就不会再说不同的意见了。”徐心华说：“你的性格很直率，我很欣赏，包括我的爱人也很欣赏。你水平高，敢闯，名气大，我们班子的同志都感到沾了光。”艾丰连连说：“不，不，我们都是互相学习。”两人都觉得，能够在一起合作共事三年，是“有缘”哪！

简政放权（2）

中组部、###的领导同志到报社来，召集处以上干部，宣布艾丰离职和任命新总编辑的文件。艾丰发表了“离职演说”，感染了所有在场的人。他说：

岁数过了，老不下来，就压了不少人，对人才成长不利，对报社事业不利。知心的同志说，再干干，再升升，岂不是好？就个人内心来说，谁不想得到进一步的提拔？但一个人考虑问题要实际，要看大局，看自己的条件，看工作需要和客观机遇。党员应该是个人服从组织，服从党的工作的需要。说来很巧，就在中央文件下来的那一天，本报《人物周刊》上发了我的文章，题目是《大事和大官》，我想那也是我对待这件事情的思想基础。

当我刚刚来到报社的时候，有的同志就问我，准备在这里干几年？我回答说，这是中央决定的事情。就我个人来说，干一年，也要按照一百年干，干两年也要按照一百年干。我十分珍惜在自己人生道路上这个难得的机遇。可以告慰自己的是，我这样说了，也这样做了。这三年我尽量不辜负中央的信任和同志们的期望，努力做最大限度的投入。

值得欣慰的是，近三年来，《经济日报》的各方面工作和事业都上了一个台阶，而且正在上一个新台阶。大楼耸立，网络开通，集团建立，成员有增；报道增色，收入增加，版面扩大，发行稳定；班子团结，人心思进，创新不断，改革气浓。这是中央领导、大家努力的结果，但毕竟有我作为报社一分子的贡献。在总编辑的岗位上，时间虽然不是很长，但我学到不少东西，成为我今后工作的重要积累。

艾丰离任的感觉是复杂的。《人民日报》原总编辑李庄离任的时候，给艾丰写过一封信，庆幸自己的“平安着陆”。而今，艾丰在感激、欣慰、遗憾多种情绪交织之中，也感觉到了一种轻松。

我现在感到一种轻松，李庄同志在从总编辑岗位上下来的时候，给我写的一封信中说，他为“平安着陆”而庆幸。因为他是从运动中特别是从“文化大革命”中走过来的老同志。我的轻松略有不同，这就是最近召开的程远同志作品研讨会上新华社一位同志说的，“可以不看大样了”，实际是可以摆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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