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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部分（第1页）

否定南京大屠杀反华###，表示十分的愤慨和强烈的抗议，并称这一事件的发生不仅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破坏了中日友好的大局，也影响了上海与大阪友好关系的顺利发展。信中指出，南京大屠杀是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残暴罪行，铁证如山，是不容否定的事实。上海以市政府的名义发抗议信，出乎我的意料，这不仅是国内惟一的地方政府的表态，而且从友好城市建设的角度提出，十分地得体。

1月26日，《人民政协报》以《捍卫和平反对侵略是中国人民永恒的原则——全国政协外委会委员对日本右翼势力否定南京大屠杀罪行表示极大愤概》为题，作了如下报道：

本报讯昨天，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外事委员会部分委员举行座谈，对最近日本右翼势力公然###，否定侵华日军在南京犯下的野蛮罪行表示极大的义愤和强烈的谴责，认为这是对历史事实，对受到侵华日军残害的中国人民，对世界所有爱好和平、反对侵略的战争人士，对人类正义和良知的公然挑衅。

委员们指出，随着日本经济实力的增长和国际形势的变化，日本政治向右倾化倾向发展。去年，日本右翼势力炮制了美化侵略战争的影片《自尊》，为臭名昭著的甲级战犯东条英机翻案；今年1月23日，又上演了一场否定南京大屠杀的丑剧。在此之前，日本最高法院无理判决揭露南京大屠杀事实真相的日本老兵东史郎等人败诉。这些事实充分说明，他们的活动完全是有预谋、有计划的。我们决不可以掉以轻心，必须对此保持高度的警惕。

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在2000年1月26日《现代快报》刊登广告，抗议日本右翼势力否定南京大屠杀历史。

同日，时任中国外交部部长的唐家璇发表谈话指出：“在右翼势力反华###前夕，日本最高法院又竟然无理判决揭露南京大屠杀事实真相的东史郎等人败诉。中国政府和全体中国人民对日本右翼势力的倒行逆施和日本最高法院以司法形式压制正义、公然为右翼分子张目表示强烈的愤概。”　唐部长的讲话是专门针对日本最高法院判决东史郎败诉而言的，份量很重，体现在三个词汇上：一是“中国政府和全体中国人民”，讲话的涵盖面很高很宽；二是“日本最高法院以司法形式压制正义”，指出了事件的性质严重；三是“表示强烈的愤概”，这“强烈”二字，一般在外交词汇中是不常用的。

同一天的《现代快报》上，刊登了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抗议日本右翼势力否定南京大屠杀历史的广告，广告上面有九个大字三个惊叹号：“我抗议！”“我控诉！”“我作证！”下面有四排行书小字：“1937年12月13日，侵华日军攻陷南京后，我的外公、外婆、父亲、母亲、两个姐姐和一个妹妹共7位亲人惨遭屠杀，只留下我和3岁的小妹妹。日本鬼子也没有放过7岁的我，我后背被捅了两刀，左臂被捅了一刀，至今刀疤历历在目。”

第八章　在东史郎败诉的日子里（7）

海南省青年汤逢雨自费在《中华工商时报》上作广告，广告上面有12个小字：“我们，以德报怨有人，变本加厉”，中间有三个大字一个惊叹号：“我抗议！”下面还有五排小字：“我以个人名义最强烈抗议和谴责定于公元2000年1月23日在日本大阪举行的以否定南京大屠杀为主题的无耻###。”

画家夏小龙与国画《南京大屠杀》

面对日本右翼势力的挑衅，书画艺术家们也坐不住了。漫画家朱根华创作了一幅题名为《噪音大合唱》的漫画，刊登在《人民日报》上。画面上有三个不同服饰的日本人，手里各捧着一张纸，张大嘴巴正在声嘶力竭地叫嚷着。左侧的身着和服的，手里拿的是“要求修改和平宪法”牌子；中间的身穿法官袍的，手里拿的是“判决东史郎败诉”　牌子；右侧是身穿旧日本军服的，手里拿的是“否定南京大屠杀”牌子。

苏州画家陶开剑画了一组漫画刊登在《姑苏晚报》上，其中有一幅为4个日本右翼人士从“日本右翼分子反华###”的布幔后面伸出头来，共同吹一个上面写有“否定南京大屠杀”、“篡改历史美化侵略”的大汽球，笔杆上分别写有《拉贝日记》、《东史郎日记》的两支笔，正从一左一右的方向戳破汽球的正中央。后来，陶开俭把这批漫画原作全部捐赠给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该馆又全部借给松冈环、山内小夜子等日本友人在大阪展出，让一向喜欢漫画的日本人从中去揣摩和感悟。

南京画家夏小龙画了一幅名为《南京大屠杀》的国画，画面上是成堆的尸山，还有日军正在刺杀和砍杀中国人。年青的画家夫妇在《南京零距离》记者的陪同下来纪念馆找我，希望帮助他实现将此画送交日本大阪国际和平中心。为其精神所感动，我立即拨通了日本驻上海领事馆副总领事濑野清水的电话。濑野是个对历史颇有研究的“中国通”，曾多次来馆和我交流与探讨，他有句富有哲理的话：“国与国的关系，说到底就是人与人的关系”，一直是我赞同并经常在外事接待引用的，是个有良知的日本外交官，我信得过他。果然，当我说明情况后，他毅然同意接受和帮助转交。第二天，他在上海接受了夏小龙的画，实现了画家的夙愿。这件事在南京产生了很好的影响，我想，如果日本多一些像濑野那样的外交官，中日之间多一些互信和互助，两国关系一定能搞好。

东史郎败诉的消息，曾经引发南京市政协会议的热议，并且引导出一部诗集和一台民族交响乐的诞生。

记得那天上午，我在馆里写好并发完“抗议信”和“声援信”后，回到市政协会场时，已是上午10时30分，大家感到很吃惊，因为我这个行伍出身的人，开会迟到绝不是我的风格，通常我都是提前到会的。

南京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冯亦同、市民乐团团长雷建功等委员，听完我的解释后坐不住了，大声疾呼说：“不是说要我们委员参政议政吗？这就是最大的政治，请市政协领导同志来，我们有话要说。”

南京市政协副主席张伯兴被请到了我们这个文化艺术界小组，来参加讨论，听取委员们的意见。讨论的主题从南京市的工作一下提升到国际话题，因为涉及南京大屠杀历史，大概与南京有关联，委员们群情激动，个个踊跃发言，且言辞恳切，对日本最高法院的违背历史事实的判决表示强烈抗议。

与会报道的江苏省和南京市的传媒记者，特别是从北京应邀来南京报道的《人民政协报》记者闻迅后，纷纷来到我们的会场上听取委员们的发言，作现场采访。

当天晚上和次日早晨，各家媒体都竞相刊载了《南京市政协委员们抗议日本法院对《东史郎日记》案的无理判决的消息。

《人民政协报》在头版头条的位置，用了大半个版的篇幅报道了这一消息。据说，时任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同志，看到该报刊登的这条消息后，还专门作了长长的一段批示。

第八章　在东史郎败诉的日子里（8）

自此起，东史郎败诉，成为连续几天的南京市“两会”中委员和人大代表们热议的话题。会议结束后，仍然有相当多的人不忘这个话题。日本最高法院对《东史郎日记》案的不公正判决，给他们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他们在思索：我们该做点什么？我们能做点什么？

差不多就在南京市“两会”闭幕后的第一个星期天下午，我正在馆里忙碌着。突然接到冯亦同主席打来的电话，说他此时正和雷建功团长在鼓楼大钟亭茶社，有要事相商，要我无论如何能来一下。

冯主席是我非常敬重的文学老前辈，作为南京一流的文化大师，不光诗文是我最喜爱和崇拜的，而且道德为人也是我的楷模。我搁下电话后，立即驱车赶往鼓楼。

南京的鼓楼始建于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鼓楼内原设有大鼓两面，小鼓24面及其他礼乐鸣器，明代用以报时，迎王、选妃、接诏等大庆用，现均已不存。清初，楼毁基存。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康熙皇帝南巡曾登临四望，风景民情尽收眼底。次年，地方官吏在鼓楼基座上树碑建楼，并更名“碑楼”，故有“明鼓清碑”之称。

在鼓楼附近，有一个小小的庭园，古色古香。因其园内有一个悬挂着一口六百多年前（洪武二十一年九月）铸造的重约4·6万斤的大钟，称之为大钟亭。

选择这么一个古雅典朴的地点聚首议事，我从心底不得不佩服文化人特有的品味和情趣。

入得茶社，坐定后，还是冯老用他那惯有的诙谐语言打开话匣：古有桃园三结义，今有三委员谈东史郎。

雷团长在民乐团里是吹芦笙的，是国家一级演员。可能是几十年来刻苦修炼吹奏的缘故，所以他谈笑时的音量足够大，其分贝值比常人要高出许多，常常能起到感化别人的特殊功效。

三人谈得很投机，可谓英雄所见略同，一拍即合。大体是，东史郎的败诉，说明了人们对南京大屠杀这段历史的认知还存在很大的差距，我们有责任作一些努力。

于是，冯老提出他作为南京诗词协会的会长，愿意与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合作，发动南京地区的诗人写诗，争取尽快编辑出版第一本南京大屠杀诗集。冯老说到做到，一年后的2001年4月，一本名为《不屈的城墙——祭奠南京大屠杀30多万遇难同胞》诗集正式在南京问世。该诗集刊载了70多位作者120首诗作，海笑、丁芒、俞律、刘工天、王德安、叶庆瑞、吴野、杨德祥等著名诗人均奉献出大作，使这本诗集“份量”很重，很快在社会上引起不同凡响。

在这本诗集中，刊载了一批与东史郎诉讼案有关的诗。例如，高恩道的一首名为《正义必胜，东史郎必胜！》的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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