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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部分（第1页）

在巴格达，拍照之难好比上青天。刚摆脱八年两伊战争又面临多国部队轰炸的伊国人草木皆兵。这里英文不流行，出租车司机、百姓、士兵甚至连长途电话台都说阿语。不光是获取信息、交通工具有困难，如果没有伊拉克新闻官员陪同，你根本就别想背相机上街。且不说军警和便衣，光是革命觉悟极高的老百姓你就对付不了。好在我生就一张亚洲人的面孔，我的摄影背心上的五星红旗和中、英、阿文的“人民中国·新华社”字样又使我区别于日本人。我面带微笑不停地向四周大喊：“我是伊拉克人民的兄弟，安拉最伟大！”

巴格达数不清的政府各部、国家机关、商店、医院、银行、煤气站、加油站、超级市场、重要路口、立交桥、集市、广场、车站、机场一律不准拍照，生怕记者把楼顶上的高射炮拍了去。荷枪实弹端着AK…47步枪的士兵满地都是，数不清的眼睛紧盯着你，不时有枪声划破长空。我成了只两耳直竖、四处乱蹦的兔子。

所有来巴格达的外国记者全部被当做“客人”住进了拉希德饭店，该饭店与因人质而闻名于世的曼苏尔饭店遥遥相对。日本记者抱怨一天光食宿就得200多美元，而且只许在此停留10天，外出接送全部由伊拉克新闻部负责。

伊拉克不许外国记者携带传真机入境。我不得不把我的宝贝传真机扔在了安曼。不过，据说也有神通广大的，美联社的多米尼克就在美国使馆有台可以用卫星发照片的机器，听得我直走神。《巴黎竞赛画报》的勃鲁诺坏笑着说他压根儿不用传真机。而跟随日本社会党代表团来访的共同社大河源利男则的确带进一台底片传真机。大概惨的只有我了，我发传真照片必须依靠伊拉克通讯社，花美元且不说，要命的是线路根本没保障。1月9日，国际穆斯林大会在巴格达开幕，我雇了出租车颠前跑后地折腾了半天，手捧着10寸传真照片传了3个小时就是传不出去，还白缴了60美元。不过抱怨归抱怨，可不能真让美联把咱们镇了。

5。　在巴格达，为一张照片（2）

13日天一亮，老朱就帮我打听来访的联合国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的行踪，毫无结果。在伊通社传完两张照片后，我找到住在拉希德饭店14层的共同社河野。在这里黄种人相见就有一种亲切感，更甭说我们还是北大校友，并在北京一起跑过新闻，这老兄也在为联合国秘书长的来访急得团团转。我们俩约定：互通信息，患难与共。

坐在拉希德空等了一天，什么线索也没弄到，我拖着疲惫的双腿走回分社。首席老朱在洗菜做饭，我一边打下手，一边给河野拨电话，可老占线。差一刻8点，老朱说再找你那位北大师兄问一问，我决定再试最后一次，通了。河野张口就问我机场怎样了？“什么机场？”我大惑不解。“哎呀，你怎么还待在家里？德奎利亚尔8点到机场！”我扔下电话冲进厨房大喊：“老朱，快开车上机场！”

分社的奔驰230前几天才找回来。偷车的给毙了。可打碎的车门玻璃由于禁运全巴格达也配不上。据说这种1990款奔驰230E的玻璃只有欧洲才有。我们只好开丰田克罗纳，可这辆破车在高速公路上时速一过80公里就哆嗦。车灯劈开雨雾，引擎盖上蒸气腾腾。老朱把油门踩到底，车轮在雨水中飞转，水花四溅，雨夜中持枪站立的军警一闪而过。老朱已经接连三天没睡觉，此时似睡非睡地问我：“刚才咱们关了煤气没有？”一边问一边大口大口地吸烟提神。我挪到车座右侧，抓紧安全带，生怕车子一个急转弯，滑出积水的路基。

8点12分，我们驶入萨达姆国际机场贵宾楼，老朱让我先去占位子，他去找地方停车。足足有200多名记者挤在这里，在贵宾楼入口萨达姆像下的沙发上，横七竖八地躺了十几个摄影记者。靠墙的地毯上，或躺或坐地黑压压一大片也是记者，偌大的一个大厅被香烟熏得雾气腾腾。老朱用阿语向伊拉克人一打听才知道，德奎利亚尔还没有到。我们俩趁机紧靠在一起坐在墙旮旯，昏睡过去。

不知过了多久，我突然被人踩醒，一条大汉正从我身上跨过去，我的头又晕又重，使劲儿抓住一把椅子才站起来。人流正涌向门口，我抄起这把帮我站起来的椅子冲向门口。几十个人在门厅挤成一团，摄像机、三脚架、铝梯交叉在一起，骂声连天。我用力将椅子按向地面，一步跨了上去，站在我下面的共同社近藤朝我连竖大拇指。军警已封闭了出口，命令记者列队进入临时准备的另一个小会场，在那儿可以见上联合国秘书长一面。我扔下椅子向墙边运动，紧贴着墙像壁虎一样往前蹭，直到摸着横在门口的铁栏杆才就地立定，像那些胆小的白人记者一样，俯首帖耳规规矩矩，表示服从命令。就在军警集中注意力推搡一位西方电视记者时，我出其不意地迈起左腿跨过栏杆，几步小跑追上佩雷斯·德奎利亚尔一行。尽管听到背后士兵的怒骂和追赶我的皮鞋声，我兀自佯装不知，紧贴着这帮贵宾往里走。我知道这时没人敢开枪，即使他是神枪手，也不会来抓我，我后背上大写着中、英、阿文“人民中国·新华社”，更何况身后还有上百名记者正等着出新闻哩，正是给中国露脸的时候。不用说，我抢到了最好的位置。美联社多米尼克在我后面好几排，他的个头只有米，而我有米。可惜我的森帕克闪光灯总是充不上电，没弄几下胶卷又拍到了头，我用牙咬住照完的胶卷，用右胳膊分开身边的压力，再用食指和中指去掏摄影背心里的新胶卷，可刚到面前，被后面一冲，眼看着手中的胶卷顺着前边一位金发女郎的雪白脊背滑了下去。我用牙缝挤了声对不起，艰难地再装上一卷新的。完事之后，多米尼克问我怎么样，我说“绝了”。

午夜12点，睡眼蒙的老朱帮我找到伊通社，要求向北京传出这张照片，可他们表示此时已停止办公，急得我嗷嗷直叫。经老朱提醒，我忽然想起我那位北大校友—共同社的河野，还有他的摄影师大河源利男。午夜1点，我们开车到了拉希德饭店，老朱一个瞌睡把汽车开上了人行道，饭店警卫紧跑过来，看看是不是驾汽车扔炸弹的恐怖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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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巴格达，为一张照片（3）

共同社很是帮忙，大河源立即将我的底片装上美联底片传真机，河野帮我拨电话要北京，可足足等了一个多小时，就是没有线。联合国的全面制裁使巴格达成了一座孤岛，以往我与外界的联络全靠我那当传真员的徒儿袁满为报道战争在国际长途上“侃”出的一帮“女朋友”。袁满是战争前夕唯一能从北京辗转香港、纽约进巴格达的人，摄影部副主任林川为此在总编室会议上得意洋洋地称之为秘密武器。但此时此刻，我开始怀疑袁满和他的国际娘子军是否也加入了联合国军制裁的行列。老朱已经困得睁不开眼，坐在一旁不住地吸烟。万般无奈，只好打道回府。

次日，我托撤退的同胞把这张传真照片空运到约旦的安曼，在新华社安曼分社的协助下，终于传到了北京。

半年以后，我在北京重逢共同社的河野。河野说我的那张德奎利亚尔照片让共同社摄影记者“折”了一回，日本报刊用的全是“新华”的。我的照片再次从“风眼”巴格达传向世界，占领外国报纸。香港《明报》已称我为“新华社摄影大师”，《商报》称我是“新华社摄影部二十年来最大的发现”。这还不算德国和美国报纸。到今天我仍然坚持，衡量一个记者价值的唯一标准，是看他发出的新闻到底被全世界多少家媒体采用，而不是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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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临近摊牌的巴格达（1）

这里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这里肯定会发生什么事情。

——丘吉尔

1990年11月27日。联合国安理会第678号决议：如果伊拉克在1991年1月15日之前不撤出科威特，安理会准许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离联合国决议规定的期限还有一个星期，英、美、法各国驻巴格达使馆都加强了戒备。美国使馆围墙上新加了蛇腹式铁丝网，大门紧闭，听任围墙外口号震天。

1月7日，分社英文记者李大伟和我还有一帮记者挤在美国使馆门口，请求采访美国外交官。可直到中午11点，我们才获准进入使馆大门。

门房不许背相机进去，我奉命将器材交给一名海军陆战队队员。所有记者排队鱼贯而入通过安检门。过道里，一名戴太阳镜穿海魂衫的大胡子操纵着六台监视器。我们奉命在一楼签证厅坐等。这里新置了三排长椅，两名使馆工作人员居高临下警惕地注视着入座的十几名记者。大厅左侧是签证缴费处，中间用英文写着“这里不办理经商、留学、旅游签证”；接着是一行漂亮的印刷体“欢迎来美国”；其下是一幅巨型美国地图；右侧有一个大箭头“听到唤你名字时，请穿过大厅去见露丝”。

11点15分，我们奉命跟一个身着笔挺西装的男子走，穿过一层的一个工作室，两名妇女正在用两台文件粉碎机销毁文件。两名伊拉克垃圾工正在将粉碎的纸屑装入垃圾袋。我粗粗一数，已堆起了九个，还有两个正在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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