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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玲曾经说过,雷加要是不当作家,是能当部长的。可见她对雷加的器重。
雷加天性好动。他不是安安稳稳坐在书斋里的作家,他真是喜爱生活。即便在七十岁的年龄段,还是满怀热情到处去看祖国建设的新成就,所以丁玲最初找他来办《中国》时,他 曾经犹豫。
1984年7月29日下午,雷加到协和医院探视丁玲,丁玲提出一起来创办一份文学刊物。雷加说还要考虑考虑。第二天上午雷加给陈明打电话,讲了一些顾虑。8月2日上午,舒群、雷 加、曾克来丁玲家讨论准备提交作协党组的办刊报告,这时雷加仍然没有下定决心。3日上午,雷加给丁玲打来电话,终于“同意坐阵刊物一年”。
雷加后来说:“就在丁玲1984年一次住院中,她同我提出要创办刊物。她说的很认真,陈明在旁边打岔,仿佛并不那么认真。后来这个刊物真的办起来了,叫做《中国》。它办了 一年有余,发表了不少好的文章,当初它也为了一些作家没有刊物发表文章办起来的。办刊之前,就有‘官办’‘民办’之争,我也曾推辞不任副主编。我心中是有矛盾的,因我 一向不愿搞文艺行政工作和编辑业务工作。当时我也意识到刊物的印数问题,稿源问题。因要自负盈亏,办刊的方向也就不易掌握。后来编辑部内部出现了一些问题,这是不足怪 的。不过,它把我的编辑与创作的矛盾激化了,以致以后我只能挂名而不再看稿了。丁玲在世时,我们的关系一直很好。虽然刊物如何结束的,我不甚了了。”①雷加一直很敬重丁玲。1953年8月他在哈尔滨写长篇小说《春天来到了鸭绿江》,逯斐要去北戴河度假,雷加托她带了一封信给丁玲:“逯斐临走说,她可以在北戴河看见你们。她的神色是颇骄傲的,我真的有些忌妒她。我愿意在北京之外多看 见你们,因为在北京之外的任何地方,没有事务再去束缚你们,我可以得到比在北京更多的友情。……但愿我回去的时候,能看见你们,最主要的,我要把定稿胆战心惊地给你们 送去。”
1979 年5月,雷加在上海福州路的书店里买到一本丁玲的《母亲》,一本《丁玲短篇小说选》。当时丁玲还未正式复出,她的书在市面上很难见到。雷加读过之后立即给丁玲写信 ,发表感慨:“一个小说家,首先应该是个散文大家,散文应该是一切文学作品的基础。土肥越深,根叶越茂,三十年代流传下来的作品,莫不如此。”
1984年5月厦门大学举办丁玲创作研讨会,雷加不能到会,写了一封信说:“丁玲同志是当代文坛上我所敬爱的人。她的著作和她的文艺思想影响着和教育着我们这一代人。这不是 一个理论家容易做到的,也不是另外一些作家所能做到的,只有她才能做到这一点。”
雷加尊敬丁玲,也和舒群等人有着良好友谊,这是他终于加入《中国》的主要原因。
雷加是个充满热情的人,一旦答应下来就十分投入。刊物筹办阶段,他骑着自行车到处组稿谈稿,有时忙到很晚。他为人正派,办事公道,在《中国》有很好的口碑,后来当丁玲 与刘、舒之间出现严重危机时,他又是重要的协调人。但是对于《中国》内部的一些问题,他也与舒群、刘绍棠深有同感,所以从1985年春天起,经常表现出一种比较超脱的消极 态度,不愿意更多介入《中国》的事情。
1985年4月3日,雷加给丁玲写信,告知“我今年下去体验生活的计划”,说:“一、四月十日乘飞机去福建,参加四月十一日水电总局召开的会,然后参观访问两个水电站,约二 十天。这是他们春节来我家时谈好了的。二、六月,我去陕西北部沿榆林三边一线采访,约一个半月。三、八月,我去东北完达山农场,约一个月。以前,我每年都在五月到七月 之间下去生活,今年亦然。工作上的安排,我同牛汉同志商定:四月十日之前,把《中国》第四期稿件定下来,五月份,我留在北京。牛汉去澳出国之前,也先把第五期大部稿件 定下来。分工问题,我同意编辑部工作应注意连续性,首先要有一个健全的编辑部,由主编领导全面工作,副主编协助主编做好看稿审稿工作。”
丁玲从西安回到北京后,雷加谈到自己对《中国》的一些意见。要点是:
1。 对于舒群摔电话的事情,我不介入,这次仍不想介入,基本上不介入。2。 我经常对舒群说,你和丁玲合作三次,应当一次比一次好。3。 对于舒群这次向党组汇报,我认为太快 ,应首先在内部解决,我坚持这个态度。关于冯夏熊背后议论他的事情,经劝阻,他没有向党组汇报。4。 舒群的态度趋向缓和,但是有起伏,他提出的问题,有些是重要问题,比 如编辑费问题,重要的事情应该经过两个主编。5。 爆发点是编辑费,但问题已久,分工、制度不健全,所以出现了“这两口气我受不了”、“陈明是掌柜,我是小伙计”、“牛汉 从未给我来过电话”等意见。权的问题不大,主要是责任心的问题。6。 一、二两期刊物出得快,要有正确估计,不只是牛汉、冯夏熊两个人的功劳,还有客观条件、两个主编的威 望等因素。刘绍棠感觉受排挤,是否有正确的部分?可能舒群也有同样的感觉。很多事情他们不知道。
雷加说,原来想给党组写报告,退出《中国》。现在要解决两件事,一件是冯夏熊的问题,一件是成立常务编辑部(常务编委会),三至五人,包括牛汉冯夏熊,有个连续性。
7。 与新华书店总经理探讨刊物发行(1)
丁玲不仅要抓稿子,抓宣传,就连发行也要操心过问。
1985年6月19日,她听出版社的同志说第三期印数下降,心里就着急。她联想到去广西和陕西时,发现一些地方的书店里没有《中国》卖,这说明新华书店的发行工作还不到位。6 月21日,她给新华书店总经理汪轶千写了一封信,说“总觉得有些事情还是想跟你聊聊,你如有空,望来一个电话,约一个时间”。丁玲这已是第二次给汪轶千总经理写信了。他 们可以说是不“打”不相识。
在一次作家支部会上,老作家们闲聊天说,在新华书店买不到各自的书。一位老作家说,现在的印数都控制在新华书店的“小辫子”手中,她们说要多少,出版社就给多少。意思 是新华书店的进货员大部分是一些年轻的小姑娘,她们文化程度不高,不识货。
1985年1月5日,《经济日报》一位记者就出版发行问题来采访丁玲,她想起老作家们的意见,又结合《中国》在发行中遇到的困难,给新华书店的工作提了些意见。新华书店总经 理汪轶千从《经济日报》上看到了丁玲的谈话,感到有些内容需要向她说明,便给丁玲写了一封长达九页的书信,洋洋洒洒两千言,介绍了发行工作的情况,特别是当前发行任务 与工作条件不相适应的情况。这封信今天看来,披露了不少有价值的信息,比如当年《中国》创刊号的征订数是七万多,另一由新华书店发行的杂志《青年一代》有五百万册,当 年是由新华书店包销而不是由市场决定印数等,对今天仍有借鉴,因此照录如下:
敬爱的丁玲同志:
您好。我是新华书店的一个工作人员,见到一月五日《经济日报》上发表的您关于建议报刊上讨论出版体制问题,我是深表赞同。出版工作,包括发行工作在内,在体制方面确实 存在不少问题。您是我国文化界的老前辈,我很希望在不影响您创作和身体健康的前提下,能到出版系统来,也能到发行系统来,听听各方面的情况,特别是听听基层书店的同志 对解决“买书难”的一些看法。
五日《经济日报》上您提到关于《中国》文学双月刊的发行问题,就我所知,我想提供一些情况供您了解。杂志按规定是由邮局发行的,书店主要是发行图书,但有时创刊的杂志 已过邮局征订的时间,为了解决新创刊杂志的发行问题,书店有时也接受杂志的短期发行。《中国》文学双月刊就是这种情况。五十年代规定杂志由邮局发行,主要是考虑邮局可 接受读者按月、季、年预订,而书店主要是能零售,所以当时书店有关杂志发行的人员、资料、设备都移交给了邮局。
据我向负责发行的新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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