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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部分（第1页）

都督，亦不为过，而献斩逆酋之级，则又与明例合矣。奏入，上从其请，准与都督佥事。《明神宗实录》卷二百一十五；《明神宗实录》内阁文库本，卷十七。

以上记载，讲了三个问题。

其一，万历十七年（1589），明辽东督抚巡按认为，努尔哈赤已是建州女真之长，势力“最强”，“能制东夷”，是决定“东夷”（即建州女真）对明忠顺或叛逆的关键人物，笼络住这一酋长，就可达到“以夷制夷”的目标，就可保证边境安宁，使建州女真遵守国法，为明藩篱。

其二，努尔哈赤与叶赫纳林布禄，皆欲侵袭哈达，明为保护忠于朝廷的哈达酋长歹商（名酋王台之孙），出兵攻叶赫，并欲处理建州。叶赫降，努尔哈赤见机急转，绝叶赫，与歹商联姻，入贡明国，并且极力表示忠于明帝，送还被掳汉人及牛马，擒斩扰乱边境的“夷酋”克五十，这样一来，不仅使明辽东督抚打消了惩处努尔哈赤的念头，还使他们改变了看法，认为努尔哈赤对明帝十分忠顺，“内向诚矣”。从一个即将被惩的“逆夷”，一下子在明臣的眼目中变成了“保塞”“进贡”心向朝廷的忠臣，可见努尔哈赤的机智聪睿，他处理要事的才干确实是十分出众的。

其三，倚明制“夷”，晋升官职。努尔哈赤深知，要想称雄于女真，除了艰苦奋斗勇猛厮杀武力征服以外，还必须尽力争取明朝中央政府的支持，让明帝封授职衔，承认自己是建州的首领。这样，名正言顺，就能在建州女真中树立起崇高威信，巩固自己的地位。因此，他“慕都督之号益切”，恳求升职，以“长东夷”。明廷也因其人多势强，保塞有功，忠顺可靠，同意了这一要求，晋为都督佥事，以“制东夷”。

第一节　　龙虎将军（2）

这是努尔哈赤得受明朝“殊恩之始”，有了这个职衔，他就成了合法的建州之长，在政治上产生了重大影响，为他扩充实力，加速完成统一女真的伟大事业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明人茅瑞征评论此事说：“奴儿哈赤既窃名号，夸耀东夷，则势愈强”、“遂雄长诸夷矣”。

二、　龙虎将军的册封

龙虎将军，是明朝武官的二品散阶。《明史》卷七十二《职官志》载：“凡武官六品，其勋十有二，散阶三十。勋阶内，正一品为左右柱国。……散阶内，正一品初授特进荣禄大夫，升授特授光禄大夫。从一品初授荣禄大夫，升授光禄大夫。正二品初授骠骑将军，升授金吾将军，加授龙虎将军。”有明一代，女真酋长受封龙虎将军的，仅有两人，一为海西哈达名酋王台。王台初袭祖职为右都督，后来送还人口，擒斩掠边女真，屡受明廷嘉奖。万历三年（1575），王台缚送“建州逆督王杲”，明帝谕称：“王台缚送首恶，忠顺可奖，加授勋衔，二子俱升都督佥事，仍赏银币，以示优奖。”兵部拟请晋封右柱国，帝命“授龙虎将军，视西人”。这个龙虎将军封号，比其他女真所封都督更为显赫，实际上意味着明帝让王台高于其他女真酋长，称雄诸部，成为所有女真中最高职衔之人，这对抬高王台地位，辖治海西、建州各部，起了很大作用。

龙虎将军职衔的另一受封者，就是努尔哈赤。万历十七年（1589）努尔哈赤晋为都督佥事，巩固了“建州王”的地位，但他并不满足，还想继续高升，还想高居于大小数百部的酋长之上，要称雄于海西、建州、“野人”女真，渴望得到王台曾经得到的封号。万历二十年（1592）八月，努尔哈赤就进呈奏文，“乞升赏职衔冠带敕书”，“乞讨金顶大帽服色及龙虎将军职衔”。这时，努尔哈赤还未完全统一建州女真（长白山部的纳殷、朱舍里二部仍与努尔哈赤为敌），人丁士卒远远少于叶赫、乌拉和辉发，可他却想高居诸部之上，其志固然可嘉，可是其力不足，没有达到目的。但努尔哈赤并不罢休，继续努力。

努尔哈赤的基本策略和过去一样，即竭力表示忠于明帝，甘为臣仆，永作“顺夷”。他主要采取了以下五个方面措施。一是保塞安民，不掠不盗。以往女真通病，微弱之时，倒还安分守法，按时入贡，平等互市，一旦势力强大，就要频繁进边，掠取人口财畜，火焚房舍，闹得边境不宁，干戈时起，因而也经常遭到明军征剿，烧杀掳掠，妻儿为奴，田园荒芜，元气大损，很难迅速恢复。从远祖董山之死，到外祖王杲的磔于京师，以及叶赫强酋仰加奴、逞加奴的被斩，都是由于掠夺明朝财帛人畜，都是犯了掠边之罪，努尔哈赤牢记殷鉴，不派遣士卒侵袭明境，掠夺人畜财帛，扰乱边境安宁。这一点十分高明，赢得了明朝君臣的好感，掩盖了他埋在心里的图报父祖之仇恨，为晋升职衔，市易抚赏，创造了良好条件。

二为送还人口，邀功讨赏。辽东兵民，常遭蒙古、女真俘掠，努尔哈赤为示忠于明帝，不仅不让属下入边杀取人畜，还常常将其他部落掠来的汉民及其牲畜送还明朝。朝鲜兵曹判书向国王奏述李成梁厚待努尔哈赤的原因说：“渠多刷还人口于抚顺所，故成梁奏闻奖许。”

三为奏请出兵，抗倭援朝。万历二十年（1592）四月，日本关白平秀吉出兵侵朝，五月陷王京，朝向明求救。七月，明副总兵祖承训率师援朝，战于平壤，为日军所败。明廷大震，命兵部侍郎宋应昌“经略备倭军务”，诏天下督抚举将才，令都督李如松提督蓟、辽、保定、山东诸军，“尅期东征”。努尔哈赤认为，这是立功邀赏取信明廷的好机会，立即遣使入京，奏请出兵援朝。《朝鲜宣祖实录》载，万历二十年（1592）九月，明兵部令辽东都司移咨朝鲜说：

今据女直建州贡夷马三非等告称：　本地与朝鲜界限相连。今朝鲜既被倭奴侵夺，日后必犯建州。奴儿哈赤部下原有马兵三、四万，步兵四、五万，皆精勇惯战，如今朝贡回还，对我都督说知，他是忠勇好汉，必然威怒，情愿拣选精兵，待严冬冰合，即便渡江，征杀倭奴，报效皇朝。据此情词，忠义可嘉，委当允行，以攘外患。但夷情叵测，心口难凭，况事在彼中，遽难准信。（令与朝商议。朝坚决反对。）吴晗：　《李朝实录史料》第1597页。不久，努尔哈赤又奏请“发兵二万，征剿倭贼”，蓟辽总督邢玠欲允其请，因布政使梁云龙反对而止。

努尔哈赤在奏疏中，讲了一句很不真实的话，即所谓有精勇惯战的马兵三四万和步兵四五万。万历二十年，努尔哈赤还仅仅是一个不大不小的部落之长，人丁并不多，很难超过万丁之数，观其第二年与叶赫九部大战古勒山时，因九部联军多达三万，数倍于己，兵卒惊恐万状，“众皆失色”，军心大乱，士气低落。努尔哈赤力言，敌兵虽多，“杂乱不一”，“我兵虽少”，拼死一战，亦可获胜，以此来安定军心，鼓舞士气。如果他真有马步精兵###万，何惧这区区三万敌兵！当然，也要看到，努尔哈赤的这句假话并不是贸然脱口而出，而是经过考虑有意而发的。其一，此时朝鲜大败，王都失陷，明军仓促出援，又受重创，一时调不到兵，难以立即大举征剿，努尔哈赤说自己有###万马步兵，仅仅这支军队，可与日兵交锋，旗鼓相当，就可稳住局势，转败为胜，明廷闻听此言，必然欣喜若狂，一定会对建州奔赴国难、“报效皇朝”的忠心大加赞扬。尤其是其他女真酋长，如海西叶赫“强酋”纳林布禄、金台石，乌拉满泰，哈达蒙格布禄，此时实际军力都比建州更强，却坐山观虎斗，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噤若寒蝉，不作任何表示。这样，更显出努尔哈赤对明帝的忠心耿耿，深明大义，因而深受明廷嘉奖，誉其“忠义可嘉”。

第一节　　龙虎将军（3）

其二，努尔哈赤既然拥有精兵###万，那就不仅可以逾越叶赫、哈达和乌拉，而且可以高居各部女真之上，成为女真“诸夷”中最强之“酋”。兵多将广，忠于朝廷，远逾王台，这样的条件，还不能获得龙虎将军的显赫职衔吗？当然能达到这一目的。因此，虽然朝鲜反对，明廷最后没有接受努尔哈赤的请求，但出兵援朝之请，在政治上却给他带来了很大的好处。这件事充分地显示了努尔哈赤确实是精明果断、才干出众的杰出政治家。

四是频繁入京，叩拜明帝。是否按时朝贡，是判定女真酋长是否忠于朝廷安分守法的一个重要标志。努尔哈赤深知此事的紧要，多次亲自入京朝贡。万历十七年（1589）九月晋都督佥事，第二年四月，努尔哈赤就率领属下一百零八人，携带贡品，千里迢迢，来到北京朝拜，明帝令“宴赏如例”。过了两年，万历二十年（1592）八月，努尔哈赤又进上表文，入京奏事，亦“赐宴如例”。二十一年（1593）闰十一月，他又带领属下，“赴京朝贡，上命赏宴如例”。二十五年（1597）五月，努尔哈赤及其部将一百人，重至京师，“进贡方物，赐宴赏如例”。第二年十月再次入京，明帝特命侯陈良弼设宴款待。后来努尔哈赤不止一次地宣扬自己曾经长期忠于明帝，主要的论据就是：“忠于大明，心若金石”，“看边进贡”，“年年向帝叩拜”。“年年向帝叩拜”一词虽略有夸张，但他从受封都督佥事以后，九年之内，五次亲自入京朝拜，次数并不算少，这对争取明帝的信任和嘉奖，显然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五为笼络明朝官将，表示忠顺。远在北京深居九重的大明天子，很难知道“属夷”真情，除了发动大军，进边掠取人畜财帛、攻城略地这种明显的行动以外，忠顺与否，关键在于明朝边将对女真酋长的看法和对策，如若招致他们不满、愤恨、厌恶和怀疑，这个酋长就会被判定为僭谋叛逆行为不轨，就会遭到惩处，如若获得他们的欢心，取得他们的信任，这个酋长便会博得忠顺美称，就能晋升职衔，多领“抚赏”财帛互市贸利。幼习汉书，常入马市，多次至京朝贡的努尔哈赤，深知这一问题的重要，花了很大力气，想了许多办法，施展高超权术，极力笼络明朝辽东官将，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他与李成梁的关系，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李成梁征阿台时，觉昌安、塔克世为明兵误杀。按说，兵有过，将为主，李成梁应是致死努尔哈赤父、祖的仇人。这一点，努尔哈赤非常清楚，李成梁父子也是知道的。《朝鲜宣祖实录》载，万历二十六年（1598）二月，李成梁之子御倭副总兵李如梅，对朝鲜国王讲述努尔哈赤情况说：“厥父为俺爷所杀，其时众不过三十。”吴晗：　《李朝实录史料》第2476页。杀害父、祖之仇，不共戴天，努尔哈赤应该立即起兵，书写问罪檄文，###李成梁，诛其弟兄子侄，报仇雪恨。但是，李成梁英毅骁健，身经百战，强酋王杲、阿台、仰加奴、逞加奴皆死于其手，王兀堂、纳林布禄、布寨是其刀下败将。从隆庆四年（1570）始任辽东总兵官，到万历十九年（1591）冬离任，二十九年（1601）再任。三十六年（1608）八十三岁时致仕，坐镇辽东三十年，大破“诸夷”，屡建奇勋，“威振绝域”，“边师武功之盛，二百年来未有”，蒙受帝宠，封宁远伯，世袭，禄一千三百石，子如松、如柏、如桢、如樟、如梅皆任至总兵官，父子世握兵权，“子弟尽列崇阶，仆隶无不荣显”，“抚镇以下，非其亲嫟，无不立被斥逐”。对于这样一位统兵十万势焰熏天的大帅，小小的努尔哈赤怎能奈何，不要说兴兵问罪，就是稍露复仇之意，或辞色不逊，便会被李成梁发军征剿，家破人亡。相反，若暂埋深仇大恨，对彼奉承维谨，馈送厚礼，卑辞逢迎，倒可获其欢心，擢升奖赏，发展自己实力，扩大在女真各部的影响。聪明的努尔哈赤，明智地选择了后一条道路，对李成梁百般奉承，力表忠顺，屡送厚礼，甚至以弟舒尔哈齐之女，嫁与李成梁之子李如柏为妾。这样，赢得了宁远伯的信任，得到了他的关照，因而利用其权，势力愈强，时人皆认为，建州之兴，与李成梁的受骗受贿提拔努尔哈赤，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明兵科都给事中宋一韩连上奏疏，痛斥李成梁“结连建州”，“建酋与成梁谊同父子，教之和则和，教之反则反，诛成梁而建酋自不敢动”。朝鲜君臣亦以李成梁厚待建州，“与老酋亲”而坐卧不安。兵曹判书李德馨甚至向国王直述说：“助成声势者李成梁也。渠（努尔哈赤）多刷还人口于抚顺所，故成梁奏闻奖许。”由此可见，努尔哈赤对李成梁采取的策略是十分正确的，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不仅对于李成梁这个宁远伯、征虏将军、辽东镇守总兵官的大帅，努尔哈赤极力奉承，就是对辽东的兵备道、副将、参将、游击、备御等中下文武官将，他也十分恭顺，竭力笼络，仅举一例为证。万历二十三年（1595），努尔哈赤以朝鲜边将斩杀进入其境采参的女真，欲出兵问罪，明游击胡大受应朝鲜请求，发书谕令建州停征，指责建州违法入朝，努尔哈赤立即遵令罢兵，并上书游击，申诉冤曲说：

游击宣谕莫与高丽为仇，我并无违法，只是遵守国法，保守九百五十余里之边疆，学好。上年高丽避乱达子地方，收留在家，将一十二名回送满浦，其五名送还天朝，两家为一家，往来行走。达子违法进入边境，杀了，全是无有为仇。……衔冤在诉，请游击转上抚部。……达担国、海西及建州必直有好人歹人，而把好人作歹人，以为违法之罪，难当领受。今将冤曲情由，诉禀游府老爷，将老亦可赤忠顺情由奏与朝廷。……开天门见天日……吴晗：　《李朝实录史料》第2165页。

第一节　　龙虎将军（4）

一则说遵守国法，学好，保卫边疆，再则尊游击为老爷，三则叩请游击老爷将己忠顺情由，转达巡抚，上奏朝廷，读来确实令人深感其身怀忠顺之心，对天朝皇帝百依百顺，实系“顺酋”，辽东官将当然会赞赏其忠，当然要予以关照，擢升嘉奖。

由于努尔哈赤“年年向帝叩拜”，忠顺不逆，保守边疆，送还人口，乞讨职衔，笼络官将，因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从辽东边将，到中央官员，以及朝鲜君臣，都认为努尔哈赤忠顺可嘉，未怀逆谋。比如，明副总兵佟养正告诉朝鲜国王说：“老胡（努尔哈赤）比岁效顺，贡献不绝。”朝鲜备边司上奏国王说：　“此胡仰顺天朝。”明兵部赞其请求援朝抗倭为“忠义可嘉。”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努尔哈赤于万历二十三年（1595），终于如愿以偿地得到了“龙虎将军”的崇高职衔，成为女真各部中官阶最高、职衔最显的有名酋长，这对提高他的政治地位，扩大势力，加速统一女真的过程，都起了有力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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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争执频仍（1）

一、　致书明巡抚

从万历二十七年（1599）到天命三年（1618，万历四十六年），是明满关系的第二阶段，此时，争执频起，猜忌丛生，但仍保持和平，未动干戈。

自万历二十七年灭哈达起，明朝的一些官员就对努尔哈赤产生了怀疑，随着其并辉发，灭乌拉，统一女真各部的加速进行，辽东督抚和京师官员，不少人便主张应加强边防，待机发兵，征剿建州。努尔哈赤感到，军力尚不够强，准备还差，不宜动兵，故一面尽力扩大耕地，储备粮饷，一面又应付明朝，有时还甘言上告，委曲求全，延缓了明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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