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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部分（第2页）

如果我们将威尼斯商人面对的宗教，比喻成毛泽东时代抑制商业的教条，将威尼斯人置身“无土可耕，无石可采，无铁可铸，无木材可作房舍，甚至无清水可饮”［6］的沼泽的生存条件，比拟成浙江人地稀人稠多台风的自然条件，就能明白温州人为什么在1970年代全国人民都在学大寨的时候，甘冒坐牢的风险，私刻公章，伪造介绍信，外出倒卖粮票、金器和银器。

逼迫浙江人走出“农业社会”的匮乏的自然条件，不限于土地的稀少。铁、煤、油等等工业原料的贫欠，也驱赶着“由农而工时代”的浙江人，闯荡外面的世界。国家统计局发布的45种矿产工业储量潜在价值表明，浙江人均资源量综合指数，全国倒数第三名。

浙江濒临沿海与上海为邻的区位，一度也是劣势。作为海防前线，计划经济时代的国家经济工业布局，都过早地抛弃了她。1953年至1978年，浙江人均国有投资411元，全国倒数第一。再者，由于她有上海这样的“阔邻居”，民国时代的浙江工业资本，不足上海的116。［7］

中国古老的祸福相依的哲学，被最近30年的浙江经济再度验证。稀罕的计划经济国有投资，让他们少却了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上海富可敌国的资金和“星期天工程师”，给他们补给了人流，物流，信息流，技术流。没有国字号经济可以倚赖，扶持私营企业，就成了慑于政绩压力的官员不得不的选择。

事功的文化品格

追本溯源，非独自然地理条件，浙江人重事功、务实效、敢冒险的文化品格，也是浙江民主生成的要素之一。当然，人文要素并非直接作用于浙江的民主，而是通过刺激经济，进而由经济的成功影响到民主的生成。

惯常的说法是，永嘉学派重事功的文化传统，是浙江私营企业主阶层重商务实精神的来源。我的同行，新华社浙江分社原副总编胡宏伟，就从800年前永嘉学派的代表人物叶适身上，探察到温州市场经济的“基因图谱”。［8］

历史上所谓永嘉学派，又被称作事功学派，最为看重经世致用。“善为国者，务实而不务虚”，不少浙江文化人耳熟能详的这句话，便出自叶适之口。他认为功利与道义并行于天地之间，“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尔”。

尽管有人质疑说，引导浙江经济奇迹和制度创新的人群中，大多数人只是粗通文墨，“可能连叶适、陈亮、黄宗羲等人的名字都闻所未闻，更遑论受浙东事功学思想观点的影响了。”［9］但我相信，重商，重事功，务实效的确是浙江私营企业主阶层的文化品格。只是，我难以辨别这种文化品格的原动力，到底是事功学派，还是宋代以降的人地矛盾，抑或两者兼而有之。

30多年前，两位伟大的经济学家在解释《西方世界的兴起》时，不约而同地谈到了人口和土地的关系。如前所述，中国的学者在解释浙江经济的繁荣时，也挪用了人地关系的方法论。自宋代始，急剧膨胀的人口导致了人地矛盾的紧张，依据南京大学周晓红、浙江省委党校的研究［10］，浙江乐清在1731—1825年不足100年的时间段内，人口猛增了将近两倍，人均耕地却从亩下降到亩，依据4亩地养活一个人的生产力水平，他们除了务实地应对生活的残酷，一粒米一颗稻地谋取生活外，怎么敢玩虚的呢？

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发生在2004年。“振兴东北”作为新的政策兴奋点，被中央政府高调提出后，沈阳推出温州节，拉拢温州的商人。媒体传来浙江商人闯关东的新一波热潮。震撼于铺天盖地的报道，我开始了郑重其事的寻访。遗憾的是，浙江商人潮水般涌入东北，只是一场媒体“秀”。真实的情况远非传说中那么振奋人心，即便是此间前往的少数浙江商人，也不是因为“振兴东北”的政策号召。

没有真金白银的利益，道义上再伟大正确的事，也没有哪个浙江商人愿意去干。即便是敬鬼神这样的事，也能折射出浙江人的务实精神。普陀山是佛教圣地，但佛教并没有统领有神论者的头脑。稍稍留意浙江私营企业主敬重的不知凡几的行业鼻祖，从木匠瓦匠供奉的鲁班，到龙井茶商信奉的陆羽，再到鞋匠尊崇的孙膑——名目繁荣的行业保护神，一方面证明毛泽东“中国农民多神论”的正确，另一方面则表明浙江民间社会对神的信仰，是务实的，“有奶便是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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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浙江发生了什么》（4）

浙江人大多不看重不着边际的虚玩意，他们在乎的是实实在在的利益，而不是名分。2002年，我去浙江解密他们的外贸奇迹，发现私营企业主阶层才是奇迹的制造者，而非海关报表上的国有企业。细察方知，由于进出口权的“公有制”瓶颈，大批量的中小私营企业主，委身于“国”字旗下，纷纷套上红帽子。

红头文件，中央政策，无论它们对自己是如何的不利，他们都不曾梦想着直接去撼动这些高高在上的律令。他们深知自己在国家机器面前的渺小，从不幻想着鸡蛋碰碎石头，而是迂回包抄，阳奉阴违。官人说私营经济的股份合作制有资本主义的嫌疑，商人就说自己是集体经济的股份制。“先生娃，后取名”，“先看一看，不下结论”，1980年代以来流行于温州的许多民谚，清晰地洞见了浙江人的避虚就实的“实惠精神”。

从不硬顶，映射出性格指向，不是懦弱胆小，而是工于谋算，遇到红灯绕着走的商业智慧。浙江多商人，多师爷，还多数学家。温州是数学家的故乡。除了苏步青，姜立夫，李锐夫三位当代数学界的泰山北斗，还有领导过中国科技大学的校长谷超豪，领导过北京师范大学的校长陆善镇等等以数学闻名的温州人。由此推断温州人会算经济账，注重实效，善于算计，难免牵强。事实上，他们在经济利益面前，多的不是精心的算计，而是敢于冒险的勇气。只不过浙江人的冒险，大多体现在商业领域，而非政治。即便冒政治风险，图谋的也是经济利益。

敢于冒险的背面，就是敢于承担风险。风险，可以是家破人亡，也可以是客死他乡。从1980年代被逮捕判刑的温州“八大王”，到前几年在俄罗斯被劫杀的浙江商人，一个个悲惨的冒险，被操着浙江口音的阔绰掩盖了。在浙江，几乎每年都有商人突然从人间蒸发，再无踪迹可觅。访其缘由，多数是经商失败后躲避债主逃往海外。冒险的代价是巨大的，浙江私营企业主在生意上的艰难险阻，远非他们在支票上签字时那么潇洒倜傥。

敢于冒险，就意味着敢于担当，勇于创新。数数浙江30年来诞生了多少个第一：中国第一个农民包飞机；中国第一座农民城；中国第一个个体工商执照；中国第一个股份合作制企业；中国第一个私营企业条例；中国第一个改革金融利率；中国第一个跨国农业公司——民主创新领域，浙江人也审时度势，搞出了很多个第一：第一个全国人大代表自费登广告征集议案；第一个给农民工以选举权；第一个搞选举公证制度——

敢于冒险，还意味着不怕被视作异端。义乌人冯志来，一个兽医，竟然在中共十三大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之前25年，写出如出一辙的万言书——《半社会主义论》，送到中央办公厅，要求与毛泽东对话。这一点倒像叶适，在陈朱理学被尊崇为正宗的年代，敢于反对崇本（农业）抑末（工商业），反对重官（政府）抑私（私营）［11］。

历史遗留给浙江人的经济哲学和商业文化，培育了浙江私营企业主阶层在今天长成参天大树的土壤，但私营企业主阶层一跃而为一个新兴阶层的历史缘由不止于此。南宋小朝廷建都杭州，带来大拨能工巧匠，北宋以后杭州、温州、宁波相继开放为对外贸易口岸，都可能为浙江人重事功、图实惠、敢冒险、闯天下的人文品格，埋下了伏笔。

开放、贸易与全球化

年过而立的徐迅雷，为什么会在仕途看好时，弃政从文？一次，我问徐迅雷，他的家人会不会劝他珍惜光宗耀祖的官宦生涯？他说，他的家人和亲戚，有不少怀揣有名无实的初中文凭赴地中海沿岸，用浙江方言做小生意去了，“官念”非常的淡薄。

漂洋过海，是浙江人将近千年的传统。北宋年间，温州的造船业举国无双。海外贸易自彼时起，就把浙江人和海外捆绑在一起。世界贸易组织，是一条填平大海的“船”，牢牢地拴住了浙江人，哪怕在中国尚未“入世”之前。

我们论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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