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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部分（第1页）

了孔子的政治思想中最重要的是什么，其实就是民心。得民心者得天下，也就成了我们民族重要的价值观。不过“去食”、“去兵”都是在非常情况下，在正常情况下，对百姓的温饱、国家的安全孔子还是非常看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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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渊第十二（5）

棘子成曰：“君子质而已矣，何以文为？”子贡曰：“惜乎！夫子之说，君子也。驷不及舌。文犹质也，质犹文也。虎豹之鞟犹犬羊之鞟。”

棘子成是卫国的大夫，棘子成认为周朝末年，形式主义的风气太盛，因此提出这样的问题，说君子有了美好的品质就可以了，何必还要那些外在的礼节形式呢？这里的“质”指本质，“文”指形式。子贡听到他这个话，就予以回答。注意，不是孔子回答的，是子贡回答的。这是子贡的认识，离圣人的认识还有一定差距。子贡就说，很可惜啊，棘子成你这样说君子。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拉一辆车的四匹马叫驷，舌指说出的话。“驷不及言”，就是四匹马都追不上你说的话，追不上你对于君子的错误议论。子贡说，形式就像内容一样重要，内容也像形式一样重要。他在这里没有把内容和形式区别出来，形式是内容的体现，有什么样的内容才有什么样的形式，子贡忽略了它们的差异，没有认识到内容和形式本质上的差别。“鞟”音kuò，就是去了毛的皮。他说，把老虎皮、豹皮和狗皮、羊皮拿来，把毛剃掉以后，都是一张皮子，你怎么区别得出虎皮、豹皮、狗皮、羊皮呢？去掉毛都成了一样的皮。子贡这句话比喻得很巧妙，而且也有一定的道理，他批驳了棘子成不要形式的观点，他认识到了形式的重要性，这是对的。但是他又忽略了内容和形式的差异，简单地把它们等同。老虎皮和狗皮，本质上是不同的。冬天树叶掉光了的时候，你不大好辨别是什么树，一长出叶子了，哦，这是银杏树，那是桉树。你能说掉了叶子的银杏树和掉了叶的桉树是一样的树吗？

哀公问于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对曰：“盍彻乎？”曰：“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对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

这是鲁哀公问关于国家税收的问题。鲁哀公问孔子的弟子有若，如果在灾荒年，国家的财政困难，该怎么办？有若就回答说，何不用“彻”的方法呢？“彻”是周朝的税收方法，也就是收十分之一的税。鲁哀公说我现在收十分之二的税还觉得国家的用度不足，你叫我收十分之一，我该怎么办？有若回答说，老百姓都富足了的话，你国君还会不富足吗？如果百姓都不富足的话，国君又怎么富足得起来呢？这是有若对哀公说的治国之道，一个国家真正富有是她的民众富有。老百姓很穷，国君很富，那就要亡国。这就是儒家的政治思想，国君应与民众同忧苦方可为民之父母。

子张问崇德、辩惑。子曰：“主忠信，徙义，崇德也。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诚不以富，亦祗以异。’”

子张问，什么是崇德？什么是辩惑？“崇德”，就是提高道德；“辩惑”，就是辨别迷惑。孔子说，“主忠信，徙义”就是崇德。“主忠信”就是以忠信为人生的主导，“徙义”就是向义迁徙，向义靠拢。以忠信为人生之主导，又能向义靠拢，就能提高道德。什么是辩惑呢？孔子说，爱一个人的时候爱得死去活来，爱的时候希望他不朽，不爱的时候恨之入骨，巴不得他马上死，越快越好，这就是迷惑。喜欢一个人的时候看他觉得满身是优点，讨厌一个人的时候看他满身是缺点，全凭感情用事，不能理性地、正确地认识人事，这不是迷惑又是什么呢？“诚不以富，亦祗以异”，这是《诗经·小雅·我行其野》里的一句诗。“诚”表示确实，“富”表示财富，这里引为智慧。“诚不以富”就是确实不能增加你的智慧。“异”表示怪异，这里引为糊涂。“亦祗以异”就是说也只有增加你的糊涂。这句诗引用在这里意思是说，你不能正确客观分析人事，不仅对你自己没有好处，而且只能说明你的糊涂。子张这人务外好大，感情用事，所以孔子告诉他只有以忠信仁义为主导，并有理性客观之头脑才能够崇德辩惑。

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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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渊第十二（6）

孔子周游列国到达齐国时，正遇到齐国的大夫陈恒想专权，所以齐景公向孔子问治国之道。孔子回答说，君要有国君的样子，臣要有臣子的样子，做父亲的要有父亲的样子，做儿子的要有儿子的样子。什么人就应该有什么样子——归纳起来就是两个字：人人，人要有人的样子。你是人吗？是人就要有人的标准，有恻隐之心，有羞耻之心，有礼让之心，有是非之心，这才是人。推而广之，师师、生生，老师要有老师的样子，学生要有学生的样子。老师不像老师，抹个大花脸，头上扎个小辫，走进来就开始跳，像个唱戏的，这能行吗？是什么人就应该有什么样子，你的一切都要符合你的身份。身份就是名，你是老师，你的一切行为都要符合老师的身份；你是学生，你的一切行为都要符合学生的身份，只有这样社会才能稳定有序。齐景公听了孔子的话很有感触。齐景公说，确实是如此啊，如果国君不像国君，臣子不像臣子，就会出现国君不理政事，臣子可以杀国君的情况，这样天下就会大乱。现在一切都是那么混乱无序，就是名实不相符。如果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天下大乱了的话，即使我有很多的粮食，我能吃得到吗？因为当臣子的就先把粮食夺过去了。后来陈氏果然灭齐。这段话体现了孔子的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即儒家正名的思想。正名的核心就是要人人都安于自己的本分，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只有这样社会才能安定有序，和谐发展。而当时社会的混乱正是由于名实不符，诸侯想做天子，大夫想做诸侯，所以出现臣弑君，子杀父的现象。说到本质上那就是人不像人，人没有了人应该具备的品格、德行。孔子的工作就是要通过教化，让人回复到真正的人，具有人所应有的品质、道德。只有人像人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才能使社会由乱到治，进而达到和谐。

子曰：“片言可以折狱者，其由也与？”子路无宿诺。

孔子说，凭一两句话就能判案的人，大概只有子路吧。“折狱”，即判案。这是称赞子路很忠信。因为他的忠信，所以他说的话大家都信服，他说一两句话就能把案子断了。子路这个人忠信到什么程度？他的诺言绝不过夜。“宿诺”，“宿”是一夜的意思，子路从不将诺言拖过一夜。今天答应的事，绝不会明天来兑现。孔子称赞子路忠信的这一面，但是从中也看出子路这个人很急躁，急于践言，不留余地。一方面讲了子路为什么能取信于人，一方面也含蓄地指出了子路的急躁。

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

这一句话是接着上一句话说的，孔子说，断案子我和其他人也没有什么区别，子路怎么断我也怎么断。只不过我和别人不同的是，我要使天下根本没有案件发生。子路虽然片言可以折狱，但是不知礼让为国，最终不能使天下归于清明。而孔子的理想是天下根本不要有案子发生，孔子对法律是不太喜欢的。早期中国社会是以礼治贵族，以刑治平民。法家则是把法律从平民推广到贵族，使人人都受法律约束，这实际上是降低了整个国民素质。而儒家是把治贵族的礼用于治平民，使老百姓人人都知礼，老百姓人人都知礼了就不会犯法。因为法律是底线，底线你都触犯了，足见你有多坏。一个真正有德行的人，他会犯法吗？他会去偷、去杀、去抢吗？他的境界不知超出法律底线有多远，法律对他已没有约束意义了。以前那些学者就说，我们根本不需要学法律，因为我们的道德远远超出法律对我们的约束，怎么会犯法呢？所以儒家是要提高整个民众的素质，使人人都知礼而不会犯法。这是法家和儒家最大的区别，儒家是以相信人的善良为基础的。孔子在鲁国做司寇的时候，司寇就是掌管刑法的官，那些强盗、小偷、坏人纷纷逃离鲁国，都说鲁国不是我们的土壤了，没有偷的土壤，没有使坏的土壤。比如说，孔子来治理我们这个集体，有人老在中间说别人的坏话，孔子一治理，大家心就诚敬了，都说别人的好话，绝不说坏话，这时来了一个专门说坏话的人，他说了半天，每个人都不理他，不管他说什么根本没有人听，这个人只好走了。“必也使无讼乎”就是使鲁国根本没有能发生案子的土壤。这是孔子一以贯之的重教化思想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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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渊第十二（7）

子张问政。子曰：“居之无倦，行之以忠。”

子张又来问为政之道。孔子说，为政者的心要始终如一，毫不倦怠，推行政事也一定要竭尽全力。当政者确实只有自己始终保持一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心，才能竭尽全力为人民办事。子张少仁，爱民之心不足，所以孔子用这句话来告诫他。

子曰：“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

这句话在第六篇《雍也》中已讲过。孔子说，用学问来广博自己，用礼仪来约束自己，那就不会做出违背仁义道德、违背人的品格的事情来。　一个人如果只是学问好，只是博学而不用礼仪来规范自己，提高自己的品行修养，那么他学问越多，就越容易狂傲，以为自己了不起，自以为是，目中无人。所以有了学问还必须用礼来加以约束。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

孔子说，君子成全人家的好事、美事，成全别人的美德，因为君子愿人皆善。君子在人家做坏事的时候则要劝谏阻止，而不去助长。小人就相反，小人专搞破坏，人家要做什么事，就在后面拆台，他也不喜欢别人有美德，别人不做坏事他会怂恿，别人做坏事他更会推波助澜。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

鲁国的大夫季康子问孔子从政之道。孔子说，什么是政？正就是政，使天下之人皆归于正，那就是政治。政的象形文字是“”，左边的“正”就是上边一个“一”字，下边一个“止”字，意思是止于一。右边的“”下面是个“手”字，上面是手中拿的鞭子。一只手拿了鞭子教天下人皆能够正，这就是政。政治，以政来治民。因为老百姓有时候不自觉，你就要敲打敲打他，教他把不正的东西归于正，这就叫政治。自己正了，使他人正。你做领导的人能以身作则，把正气立起来，哪个还敢不正呢？你上面都是歪着、斜着的，下面也会跟着你歪着、斜着。上梁不正下梁歪，这也是儒家一贯的理念。要把天下治理好，首先统治者自己要把自己治理好。自己治理好了，天下自然会效法。

季康子患盗，问于孔子。孔子对曰：“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

季康子担忧偷盗的现象，就问孔子怎么办。“欲”是贪欲的意思。孔子回答说，如果你自己不贪图财利，以一种清廉的风气去影响百姓，那么即使你给奖赏让百姓去偷窃他也不会去。统治者好利，老百姓也必然会兴起好利的风气，竞相争利，若得不到利就铤而走险，沦为盗贼。这还是与上一句同样的道理。统治者很清廉，老百姓自然也会效法。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

季康子又问从政的问题。他说，杀掉无道的人，亲近有道的人，是不是就可以使为政做得很好啊？孔子说，你真正要为政哪里用得着杀人呢？你希望推广善良美好的东西，老百姓自然就向往善良美好。国家提倡什么，老百姓就向往什么。比如说，以前国家提倡孝，以孝治天下，老百姓争当孝子，争立孝子牌坊。这是一个导向的问题。君子的德行像风一样，小人的德行像草，风往哪边吹，草就往哪边倒。这里的君子和小人指的是统治者和百姓。统治者的风朝哪边吹，百姓的草就往哪边偏。“偃”是倒的意思。民众一般容易随波逐流，时风往哪边吹就往哪边倒。国家提倡读经，民众马上就去读经；国家提倡学外语，大家都去学外语了。既然民众多随波逐流，那么统治者的引导作用就相当重要。就像大人对小孩的引导一样，小孩最爱模仿大人，大人是什么样，小孩就模仿什么样。大人天天打牌，小孩也学着打牌；大人好吃懒做，小孩也学着好吃懒做。所以必须大人自己做好了，小孩子才跟着学好。引导的作用，说得小是家庭教育，说得大就是国家政令。所以重视宣传教育、重视舆论导向是为政十分重要的一个环节。

颜渊第十二（8）

子张问：“士何如斯可谓之达矣？”子曰：“何哉，尔所谓达者？”子张对曰：“在邦必闻，在家必闻。”子曰：“是闻也，非达也。夫达也者，质直而好义，察言而观色，虑以下人。在邦必达，在家必达。夫闻也者，色取仁而行违，居之不疑。在邦必闻，在家必闻。”

子张问，士人怎么样才可以叫做通达呢？“达”的本义是指德行能够使人信服。但是子张问的这个“达”不是这个意思，所以孔子就反问他，什么才是你所谓的达呢？　子张说，在诸侯国能够声名远播，在大夫之家能声名远播，这就是达。孔子说，你讲的那个是有名而不是达。我所讲的这个达应该是品质正直而崇尚道义，能够揣摩别人的语言，观察别人的脸色，谦恭地和人交往。“虑以下人”，就是自己能够处卑下地、谦恭待人。真正的通达是完成自己，在国以德服人，在大夫之家也以德服人。而有名的人他可以表面上做得很仁德，做得很善良，但是私底下他的行为却完全相反，自己还没有一点惭愧。这样的人他也能在国家、在大夫家里边都有所闻名。子张好名，以为有名就是达。孔子告诉子张名与达是不同的。好名的人伪装出一副仁德的样子同样可以得到名，而真正的达是名实相符，既有内在的德行，也有外在的名望。名者，实之宾也，名是实的宾客，有了实，自然有名。如果为求名而读书治学，一开始就已经离德很远。真正成德之人是不追求名利的，如果他有了名利，名利也只是德行的副产品，并非为名利而名利。这虽是孔子对子张讲的，但对急功近利的今人仍然很有教育意义。

樊迟从游于舞雩之下，曰：“敢问崇德、修慝、辨惑？”子曰：“善哉问！先事后得，非崇德与？攻其恶，无攻人之恶，非修慝与？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亲，非惑与？”

樊迟陪着孔子在舞雩台下散步，舞雩是祭祀祈雨之台。樊迟说，我斗胆地问一下关于崇德、修慝、辨惑应该怎么做。“崇德”就是提高自己的品德。“慝”读tè，表示邪念。“修慝”就是改正自己的邪念。“辨惑”就是辨别迷惑。孔子说，你问得好啊！“先事后得”，就是先要严格要求自己，然后才能有所收获。这不就是提高自己的品德吗？“攻其恶”，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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