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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卷盛世 第九章（第1页）

刘帝十一年的十月，差不多在中原北部的华穗县临河镇山区躲藏了两个月的周占山面临着新问题的困扰，这位杀人凶犯必须第六次向同一个人回答同一个问题，因为他过去的老乡杜樟夫在上了年纪以后记性和耳朵都不再好使。

几年来苍老了不少的杜樟夫不知第几次发问说道：“你怎么把马治龙这个恶霸一枪毙了，这个人就算放松警惕了也照样不好对付。”

苦恼万分的周占山回答说道：“一枪就解决问题了。”

这位逃犯模仿着马治龙中枪的样子将清风岗上发生的枪击事件添油加醋说了一遍，他在其中加入了许多电影里才会出现的佐料。自认为做了一件大事的周占山反问说道：“你觉得我做的怎么样？”

杜樟夫摇头说道：“有些划不来，你不是变成逃犯了吗。”

周占山叹着气问道：“你觉得还能走合法途径解决问题？”

杜樟夫解释说道：“我不是这个意思，你不能只杀两个，应该把杜骥一起杀掉才够本。”

周占山在偷渡团伙的帮助下抵达了朝廷和程克封地之间的缓冲地带，这里有两条狭长的山脉在荒江南岸展开，山脉的形状如同人体内部的肾脏，所以这一缓冲地带在地图上被标注为“肾山”。偷渡团伙和肾山地区有着半官方性质的土匪有着联系，这些土匪暗地里受到程克的雇佣，他们会把从朝廷控制区走私来的物资送进王爷的地盘。周占山花钱向偷渡团伙买了一整套假证，杜樟夫也在程克的领地上为他作保，所以他不需要接受审查就进入了程王爷的封地。携带一笔钞票的周占山直接来到杜樟夫所居住的华穗县寻找帮助。

作为李启开过去的邻居，杜樟夫的运途可谓多舛，他出生在江康破坏共和恢复帝制的特殊时期。杜樟夫的家族在昆乡一带有着盘根错节的影响力，他同辈的堂表兄弟就有几十人之多，家里的灶头大到能藏下一个人。登基后的江康喜欢洗劫各地的富户来化解财政困境，这位“人民皇帝”还不忘在这个过程中向贫苦百姓发放一笔小钱来收买人心。杜樟夫的太公拥护过去的共和军，这位口无遮拦的乡民朝着江康大帝的画像冷嘲热讽，所以他被朝廷的地方官抓走并丢进了大塘江。杜樟夫家中的兄弟几乎全部受到了牵连，他们不是被发配苦役岛就是入狱劳改，杜樟夫因为年纪很小才躲过一劫，但是他的日子却越来越不好过了。

杜樟夫的长辈曾告诉他有两百块前朝银币存放在朋友家里，日后可以作为他的生活费来使用。杜樟夫的太公前几年在昆乡修过一座祠堂，祠堂竣工后就被朝廷充公没收，但是泥瓦匠的工钱还没有支付过。当时的社会风气比较崇尚信义，杜樟夫就把这两百块银币付给了泥瓦匠。大家都很赞同他的做法，但这也仅仅是赞同罢了，没人有能力向他伸出援助之手。

此后的岁月里，杜樟夫陷于苦恼，他不敢与其他人发生争执，因为不管怎么样他都会被朝廷判定为理亏的一方。朝廷在他身上打了一个“特殊人群”的标签，刻意在人群中制造对他的疏离。杜樟夫坚持读完中学并报名参加了科举考试，因为他的太公嘲讽过先帝，考官就认为他来参加科考无疑是欺君辱圣，所以警备队就将他拘留了十五天。经过了这么多，杜樟夫依旧对江先主非常尊敬，他已经被对方修理成了惊弓之鸟。

话说回来，杜樟夫的几个朋友倒是有些能耐，他们把粗通文墨的杜樟夫安排到昆乡化肥站担任出纳。早年的坎坷经历使得杜樟夫爱上了玄学研究，江先主对民间术士的打压非常严厉，基本上有能力的修炼者都被投入苦役岛。市面上找不到类似的研究书籍，修行使用的丹药也都被药品管理局控制起来。

杜樟夫的资质和条件没有办法学会呼风唤雨的法术，所以他忙着研究末流的“观星”和“望气”之术，后来他就能轻易看出常人剩下的气数。人们如果丢掉东西就会去找他，因为他能用某种方式指出失物的方向，这种能力让杜樟夫变得声名鹊起。

将“无神论”作为国教的帝国官方并不承认鬼神和修炼一说，但是贵族和朝廷重臣往往豢养了一批术士并对他们言听计从。江后主登基以后，帝国的经济飞速发展，社会风气宽容了许多，玄学研究也就兴旺起来，常常有人召开函授班和学术研讨会。杜樟夫收过一个徒弟，这个人便是李启开等人的老师杜骥。年轻的杜骥是个不懂装懂的半瓶醋，他在玄学上没有什么造诣，但他在其他方面给了杜樟夫一个惊喜。

等到江后主驾崩，“唯一帝皇”荣登九五，杜樟夫刚好借来了一台天文望远镜观察着星象的运动，他在私下里对杜骥说道：“老刘有一道坎过不去，日后的帝国可不容乐观。”

这时候的杜骥正要参加科举考试，他前几年为了读中学向他的本家杜樟夫借了不少钞票。按照帝国的法律规定，积极揭发“对天子不敬者”可以获得大量加分，杜骥因此出面告发杜樟夫恶毒攻击刘帝。读者应该能猜到后来的事态发展，杜樟夫因为“恶毒攻击天子并造谣生事”“阴谋颠覆君主制”的罪名被判处十年徒刑，他被送往中州劳动营进行改造。

中州以西一百多里就是中原王程克的居城岭北，这位藩王统治着方圆几百里的封地，这上面坐落着几座贫瘠的县城。纸面实力在三藩中排行末尾的程克是个举动低调的藩王，他因为韬光养晦的策略受益良多。

刘帝四年，朝廷宣布赦免中原的大批囚徒，这些人以支援藩镇建设和提供劳动力的理由被直接流放到程克的领地上。帝国宰相郑文和专门设计出一场难民危机要给程克添堵，这些被流放的囚徒大多是因为批评朝政而遭到逮捕，刘帝不想让他们待在自己的地盘上。

程克的幕僚提议说道：“应该在缓冲地带修建绵延不断的高墙，这些流放者应当留在肾山自生自灭，他们会返回朝廷的控制区，帝国的陆军部队会用机枪驱赶他们，这就把舆论的批评声导向了朝廷。”

有些人倒是乐意接纳这些囚犯，但是担心为此负担巨大的治安成本，安置地点和费用都要另作打算，藩镇里的原住民也可能会和他们发生冲突。朝廷的探子十有**混杂在这些人当中，他们会乘此机会从事间谍活动。

“中原王”的幕僚在名义上都是研究帝国局势的专家，他们构成了王爷的智库，不过程克觉得这不过是“有库无智”罢了。王爷没有把他们的建议放在心上，他非常和气的朝着幕僚们解释说道：“各位的建议非常中肯，但是我觉得要以仁义为本。有客人投奔我们，难道还要拿棍子把他们赶跑吗？”

年及弱冠的程克下令接纳两万名朝廷的流放者，而且他要求自己的幕僚团集体办理退休手续。王爷划定下巴山、甘霖、华穗三县为难民的安置区域，流放者只要生活上十年就会变成王爷的臣民。程克害怕这三县的原住民会有强烈的排外情绪，所以特意免去当地三年的常规性税赋来安抚民众。

到来的流放者起初很感激程克，但是他们没有属于自己的产业，生活也非常窘迫。文化差异让这群犯人无法融入当地的生活，富裕的原住民令流放者们感到嫉妒，他们在安置点组成帮派从事犯罪活动。藩镇下辖的警备队不敢来到流放者聚居的地方执法，所以出现了基层政府瘫痪的状况。

原本富裕的甘霖和下巴山成为中原藩镇的犯罪天堂，投资者对这里敬而远之，程克后悔当初没有多架几台机枪来解决问题。驱逐流放者会得罪某些人道主义分子，原来反对这项政策的民众也不会感激“中原王”，所以这场“程克难民危机”发酵至今。

杜樟夫有幸见了程克一面并给王爷当了几次风水顾问，他因为这层关系被安置到华穗一带。华穗是“划水道”的发源地之一，当地老百姓对“恒帝”、“昊帝”的信仰颇为虔诚。市场经济席卷帝国以后，“划水道”的庙宇开始了商业化进程。“划水道”的教士不再满足做法事、出售香烛、安置灵位等传统盈利方式，他们开始人为修建景观收取门票。朝廷和藩镇都支持这种商业化，如果“划水道”的教士都去追逐世俗的利益，他们就不会妨害这些君主的统治了。

华穗县临河山区的一个微型寺庙没有享受到商业化大潮带来的利益，因为当地缺乏知名的景点，收取门票赚钱的办法根本行不通。值守这里的“划水道”教士是个科班出身的大学生，为了打发无所事事的日子，这位教士承包了这里的一个鱼塘养鳖。程克不忘送给杜樟夫一笔收入，他被介绍到这里担任庙祝。

这样的商业化是对“划水道”这种古老宗教的巨大破坏，“划水道”获得大批信徒的原因在于这个教派提出了一种不同于世俗的价值评判标准。一个身无分文的穷人在看到别人大口吃肉和享受女色的时候就会感到苦恼和嫉妒，然而在“划水道”的观念里，这个人或许就陷入了“道心破碎”的危机，这辈子就要和超脱天道成为不朽无缘了。这位“划水道”的信徒会得到极大的安慰，他的精神会得到振作。

共和军运动兴起之际，世人普遍认为现代化发展会完全摧毁古代教派的力量，但是“划水道”的信徒反而在江后主和刘帝时代快速上升。市场经济的大潮产生了大量的世俗失意者，他们急需寻找一个团体来排遣自己的不满。一般人通过“划水道”教义里简单而不断重复的仪式就能净化灵魂，迷茫的普通人非常容易被这种简单的方式所吸引，相互强化认同的教友也让他们愈发笃信“划水道”的学说，留守的老人和失意的年轻人纷纷成为道友。

如今的“划水道”教士按照每年的收入而非品德和贡献划分等级高低，这种和世俗观念的同流合污立即摧毁了大部分“划水道”组织的影响力。界河和江东交界处的“划水道”保持着古代的传统，一般人无法通过捐款来超脱天道，所以反而有着强大的影响。

江后主麾下的一批文臣武将也皈依了“划水道”，这些人飞黄腾达的岁月已经过去，他们变成了勋贵集团内部的失意人士，帝国的“定国公”卢献康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在华穗安定下的杜樟夫时常打电话回苦县联系李启开、钱恒成、辛仁豪和黄岗这些后生，周占山这次逃到程克的封地上就没少依赖他的关系。

这座“划水道”的庙宇急需一笔经费进行整修，杜樟夫就找周占山借了一笔钱过去。起初周占山非常担心朝廷方面会派特务来抓他回去，但是随时间的流逝，这份顾虑日益减轻，程克和朝廷之间没有签订过《引渡条约》。过了几个月以后，他得知苦县的警备队宣布凶手已经落网，周占山因此更加放松了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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