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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部分（第1页）

的地方时，王敏政、胡良辅又以无桥为借口，勒索银两，称为“无桥价”［142］。崇祯七年（1634），封世子敕使卢维宁到朝鲜肃川时，将接待他的大厅里的一切铺陈器皿，全部搬上了自己的船。沿途又拒收礼物，一切均要折成银子送给他。到了碧蹄馆，又以送给他的银子和人参的数量，比以前送给王敏政、胡良辅的少，大为怒恼，故意停留两天，不肯上路。直到朝鲜京畿监司李圣求与远接使和他们商议，除开读礼时送银一万两，人参三百斤以外，另又再加给银二千两、人参二十斤，才肯前往京城。与此同时，卢维宁又将自己带往朝鲜的物品强令朝人高价收买，如“一等头目之物货，折银八万五千一百余两，而缎绡只五十—匹，余皆杂物。燔造石佛称以玉仙，折银二百两。僧人念珠，折银五十两。石珠名以琥珀，折银五两。”其中许多东西都是“虽取一两，犹为自给”的。不仅如此，在与朝人贸易时，又“以小易大，以贱换贵，征索无厌”，致“市民皆将溃散”。这些强制的不等价交易激起了朝民的愤怒，当卢维宁赴宴后归宾馆时，朝“父老等列立路左，一时痛哭，以示其闷迫之状”。结果，朝鲜仁祖不敢开罪卢维宁，竟下命“囚治首倡者，拿推平市官”，以息卢维宁之恼。后来卢维宁虽因此被参，皇帝仍“念远涉劳，姑免究”［143］。这些都使得中外关系中的矛盾被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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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明朝宦官与经济（21）

3。　权宦对财富之滥费

宦官不择手段地攫得大量财富后，或是几十万、上百万地予以窖藏，使它们离开了流通领域，加剧了明中叶以后普遍出现的“银荒”，或是挥霍浪费，过着穷奢极欲的奢糜生活；或大建寺庙、生祠。这些都加强了古老的商业资本的封建性，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与此同时，紧紧追随着最高统治者，同样过着寄生生活的宦官，也具有封建统治者的通性——最大限度地挥霍财物，以满足自己的各种淫欲；明代高度的中央集权，繁荣的商品经济，发达的手工业又为这种挥霍提供了条件，使它能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加上宦官只是奴才，不是主子，只管花销，不管收入，更不会顾及生民涂炭，所以除个别例外，在浪费财力、物力上，他们往往比皇帝还要无所顾忌。成化中，“梁芳、韦兴等作奇技淫巧，祷祠宫观，宝石之事兴”，单是为僧继晓在西华门外建大镇国永昌寺，便用了内帑银数十万；又竞献珠宝以求得宠，使后宫“器用以珍宝相尚”。就这样，把“累朝储以备边圉缓急”的内帑十窖积金花销殆尽，连宪宗都指斥他们“帑藏之空，皆尔二人为之”［144］。成化、弘治时，太监等病死建坟，只给五十两银，正德时骤增至五百两。黄蜡，明初每年只用三万斤，成化以后加至十二万斤。内侍巾帽靴鞋之费，成化年间用二十余万，正德八（1513）、九（1514）年增至四十六万，末年至七十二万。万历时，惜薪司暴敛，连司礼监太监张宏都慨叹“兹（炭薪）丘积而壑委者，夫非民之膏血乎！”

永乐一朝，在明代尚属“岁用省”之时，成祖朱棣已经指斥宦官“坐享膏粱，不知生民艰难，而暴殄天物不恤”，更遑论明中叶以后宫内岁入不足，便增添税收，“佐以榷采，又每传取外府入内”［145］之时，其结果自然又是加重了百姓负担与明廷的财政危机。

（三）　宦官与土地关系

明初，为了缓和阶级矛盾，巩固统治，明王朝曾实行了赈恤、招抚、蠲免、治水等一系列发展小农经济的政策。与此同时，又大力鼓励垦田，广设屯田。这些措施都收到了显著的效果。垦田数字激增，仓廪充盈，军国所需大都可以依靠屯田供给，出现了民气渐舒，经济开始兴盛的景象。但是，明中叶以后，土地兼并日益加剧，无所不到的宦官的触角，也迅速伸到土地上来了。他们在替皇帝主子扩充皇庄的同时，也千方百计地为自己占夺土地，不仅吞噬民田，而且攫及屯田，这更加剧了土地的高度集中。小农经济破产了，屯田破坏了，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也随之而动摇。

1。　宦官与庄田

明代宦官与土地的关系，首先表现在与庄田关系密切。

明代庄田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宫中庄田，称皇庄；一是皇帝赐给王府、勋贵的田，称王府庄，勋戚庄，均不纳国赋。宦官则既管理皇庄，又因被赐田而直接拥有自己的庄田。

（1）　宦官与皇庄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虽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但由皇室直辖的庄田却不多见。汉代的苑，唐代的皇庄，宋代的“御庄”、“奉宸庄”为数都不多。只是到了明代，由于宦官的插手，皇庄数量才激增，成为明代一大弊政。

明代皇庄设立得最早的，是永乐初年的黄垡皇庄。洪熙时，皇庄只有仁寿、清宁、未央三所。及至成化，亦只以籍没太监曹吉祥的大片地为皇庄，由宫中直接派宦官管理，收取租税。弘治初，皇庄有所扩展。畿内皇庄已有五处，而勋戚、中官庄田达到三百三十二处。不过，皇庄的大规模发展，是在正德年间刘瑾擅权的时候。弘治十八年（1505），他奏置皇庄七所于畿内，后来发展到三十余处。所以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记此事时，深深感慨“宦官之关系治道如此”。这一时期，皇庄土地的来源，表面上虽然是“籍没”、“投献”，实质上却是以各种形式侵夺民田。所以在皇庄中耕作的农民，不但看不到“皇恩浩荡”，相反，倒受到更严重的掠夺和剥削。作为皇庄实际统治者的管庄宦官所起的恶劣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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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明朝宦官与经济（22）

宦官管理皇庄之苛虐，史书多有记载，一般表现为“假托威势，逼勒小民，科索必逾常额，所领官校甚为民害，致荡家鬻产，怨声动地，逃移满路”［146］。如侵占皇庄附近小民田土，“在庄旁者产去税存”；民间牛马猪羊，凡误入庄地，即被攫取；近庄的冢墓被随意发掘，屋舍被拆毁，稍与管庄人员争辩，即被鞭捶。对这些情况，从按巡之使到各级地方官员均不敢过问，认为“此皇庄，无如何也”［147］，这样，皇庄俨然成了国中之国。正德时刘宁、刘允在通、蓟、河间征皇庄子粒，均以私帖传递兵部，索取夫马。北直隶南宫、宁晋、新河、隆平四县的管庄太监刘祥、金凤等先后十数人，都是“专肆克剥，民甚苦之”，这都加剧了明王朝心脏地区的阶级矛盾。正德时，大学士刘健等就曾明确指出：“京畿内外盗贼纵横，亦由于此”。

嘉靖初年，明世宗朱厚命给事中夏言等清核皇庄田。夏言极言皇庄之害，揭发管庄太监出入装运租税，不仅索取夫马食宿，而且分外生事，巧取财物，又擅作威福，“凡民间撑驾舟车、放牧牛马、采捕鱼虾蚌螺莞蒲之利，靡不括取”［148］，等等。自此以后，正德以来的投献侵牟之地，有一部分给还百姓。但由于宦戚从中阻挠，实际上成效甚微。

万历年间，皇庄又有所发展，如《明史·潞简王传》载：潞简王朱翊到藩地后，他在畿内的王庄改由内官管理，皇庄“自此益侈”。《续文献通考·田赋六》还载：“王府官及诸阉丈地征税，旁午于道，扈养厮役廪食以万计，渔敛惨毒不忍闻。驾帖捕民，格杀庄佃，所在骚然。”

（2）　宦官广置庄田

宦官在扩展皇庄的同时，也充分显示了他们对封建社会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土地的贪欲。他们用乞讨、强夺、侵占等各种办法得到土地，甚至连城门外的城濠都种上莲藕禾苗。宦官霸占民业，广置庄田，不纳粮租，不当差役，“彼则田连阡陌，民无立锥之地”的情况，在景泰时曾被人列为“内官十害”之一。其实，这些现象早在宣德年间已不是个别现象了。宣德六年（1431），宣宗朱瞻基曾令都察院出榜晓谕：凡先所差内官内使，有在外侵占官民田地及擅造房屋的，均由所在官司查明核实，原系官者还官，原系军民者还军民。这晓谕虽然在实际上并未得到贯彻，但却反映了宦官在各地占有土地的普遍性。据《明史》载，宦官占有田地是从正统时的“尹奉、喜宁始”，实际上，宦官占有田地的时间还要早一些，《明宣宗实录》中，已有宣德六年（1431）中官朱敬奏乞庄田的记载。

宦官占田情况的加剧是在天顺以后。天顺元年（1457），赐太监刘家林真定府深州田一百顷，赐邓永德胜门外田八顷。又将故太监刘顺、王瑾的庄田赐曹吉祥，曹遂得以拥有涿州羊房草场庄地百余顷。天顺二年（1458），又以原赐给皇太后之父孙忠的庄田一千多顷赐给太监辰保（即御马监之陈宝）。刘永诚也被赐给武清县利上屯庄田二百五十余顷。故史载这时内官弟侄等人田连千顷，马系千匹。当御史杨到河间时，百姓纷纷向他控诉曹吉祥和忠国公石亨侵夺田地，可见曹吉祥并不满足于乞讨得的赐地。成化时，汪直霸占了宝坻县七里海荒地两万多顷，立庄于其中；还有不少宦官得到了赐田，如梁芳就得到了永清县庄田。弘治元年（1488），赐陆恺保定府定兴县等处地二百顷；二年（1489），户部又议给甘肃甘州地方镇守太监田二百顷。李广还假果户为名，侵夺畿民土地，几乎激起变乱。南京守备太监黄赐，指沿江洲地为芦场，尽收其利，但岁额租课仍责偿于民。

宦官占地到了正德以后，又有发展，张永奏求七里海等处庄田，户部以其违禁乞请，提出要给予惩治，武宗却诏准他管业。谷大用侵占产业庄田万余顷。刘瑾，先是请得朝阳门外地数百顷盖玄明宫，不久，又请猫竹厂地五十余顷以供赡香火。为了扩充玄明宫地，先后拆毁了民居一千九百余家，挖掘了民坟二千五百余座。这玄明宫，实际上是刘瑾的庄田。此外，在天津附近，他还有庄田不下千顷。嘉靖时，康陵神宫监太监刘杲，奏讨了天寿山空地并九龙池草园栽种果菜。张锐在顺天府东安县等处强占田地，司礼监张佐等还得到了已改成皇庄的、湖广承天府的地。天启年间，魏忠贤一门所受赐田地更多，光是他本人就拥有土地万顷以上。在宦官的庄园里，农民所受的压榨，自可从宦官管皇庄的情况中看到。

二、明朝宦官与经济（23）

此外，还要提到的是，在激烈的土地兼并中，宦官有时还仗着至高无上的皇权，侵夺到王府、勋戚的头上，占取他们的庄田。例如：正统时，太监喜宁大打出手，侵夺了英国公张辅的田宅，捣毁了张辅的居室，把英国公家人的妻子打得堕孕而死。正德时，马永成不仅强占庆云侯周瑛地八顷，而且强逼驸马石孙男石诚把三十三顷地退让给他［149］。刘瑾则侵占了崇文门外淳安大长公主庄园。神宗垂危时，魏忠贤、刘朝假传东宫令旨索取世宗戚畹绝庄。当然，也有勋贵夺取宦官庄田的，但事例较少。嘉靖二十年（1541），刑科高时中就揭露武定侯郭勋夺了故太监萧敬值金二十万的庄田；夺了太监魏彬田庐，太监韦、宁瑾田园各值二十万。但不管是宦官夺取了勋贵，还是勋戚夺取了宦官的田地，都反映了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深化。

（3）　宦官与牧马草场、坟园、上林苑地

庄田以外，与宦官关系密切的土地还有部分牧马草场、坟园、上林苑地等。

草场，有些史籍如《明史·荣王传》载，谓设于永乐中，实际上早在洪武六年（1373），即在汤泉、滁州等地开始设置了［150］。以后，又不断扩大到北方边境以及京畿附近其他地区。由于草场与马政密切相关，设置的目的在于“蕃育马匹，以资武备”，“以尊国势而防寇患”，所以明政府曾明文规定任何人不得侵占。但随着明代土地兼并的开始，草场亦成了包括宦官在内的权豪势要侵夺的对象。

早在正统九年（1444），户部右侍郎焦宏、司礼监监丞宋文毅等，奉命踏勘御马监放牧的坝上大马房诸处草场时，即发现这些地方“多被内官、内使人等侵占，私役军士耕种，甚至起盖寺庙，立窑冶及借与有力之家耕种，以致草场狭窄，马多瘦损”［151］，因而奏“请正其罪”。但英宗却说“朝廷设马场，令内官监之，而乃作弊如此，论法当斩。今姑宽贷，令速改过。其内官各赐地一顷，内使、净军各赐五十亩，已盖寺庙者勿除，余悉还官。都察院仍给榜禁约，岁遣科道一员巡查，敢蹈前非者，必杀不宥。”即既已查明的侵占，亦不给予任何处罚，因此尽管下文提出什么“禁约”、“巡视”，以及其后的三令五申，都甚少实效。

成化时，“场地多为内外权势侵夺”，成化四年（1468），为制止这种侵夺，曾“令北直隶京师附近系官草场，不准内外官豪势要妄指求讨”［152］，并把侵占苜蓿地的太监李良等人罚俸。但这些并不能阻止宦官继续侵占草场的行动。弘治四年（1491），太仆寺卿储曾指出太监陆恺奏讨庄田，在定兴、安肃二县阎台共八百五十余顷地；太监覃昌奏讨庄田，在香河县口头杜孟家庄六百八十余顷，均是原来的草场。弘治八年（1495），兵部尚书马文升又奏称：洪武、永乐年间，在京各营草场不下数千余顷，但现在由于草场被势要或亲王侵占，以致马匹下场放牧时，“无处存住”［153］。正德时，钱能、陈贵、叶阳等分别以“开耕草场地以资修理”等等借口，奏讨草场。御马监太监谷大用、李玺、杨经、杜堂等，分别借经管、踏勘、接管、经收等职权，结伙舞弊，谷大用侵夺民业至万余顷，剥民租百有余万。嘉靖二年（1523），户科给事中解一贯等查明这些情况上报，并提请裁减御马监管场官，听监督马房主事征收子粒，尽革岁办送监草料。但世宗只将谷大用降了二级，其余不问，草场亦仍归御马监管理。太监麦福还提请尽征牧马草场地租。显然，这些对草场日废、马政败坏、边防力量削弱都有很大关系。当然，在农业区，特别是在内地设立草场以养马，这在生产方式上来说，是一种倒退，因而随着生产的进一步发展，土地关系矛盾运动的变化，草场的私有化以及转化为农田，这是必然的。不过，这也是明代统治者及宦官们所未料及的。

上林苑监于永乐初年设于京师，当时征取山西平阳泽潞牲户到这里，准其垦地为业，不收子粒，只要蕃育牲口、种植蔬果供御用。由文官管理进送牲口、蔬果等事，对百姓的干扰不是很大。后来增设了宦官九人，至弘治间渐增至十八人。太监宁诚开始向每亩地征银三分。正德间，内臣更添设了总督、佥书、监工等名目，人员骤增至九十九人。《中官考》载：“于是科扰百出，擅将牲地草场征派二粒，占用伴当、御牢名目，过索月钱，节年通计诛求至银三十五万余两，逼死人命数多”。世宗即位时，诏革去科银，人员亦只留十九名。但不久，即以宦官奏请，在嘉靖元年（1522）五月，增至六十二人。嘉靖二年（1523）九月，复命恢复每亩征收子粒银，以致户部参奏各署的宦官“始则夺民田为牲地，终则夺牲地为己业。观其设心，不尽逐四署之民而专聚一己之利不已也”。但这奏疏被宦官按下了，实际上并未能上报。当然，即使上报了，皇帝接受户部的建议来裁抑宦官的可能性也是很小的。

二、明朝宦官与经济（24）

即使是坟园，也成为宦官占夺土地的目标。如嘉靖时营建悼灵皇后陵，已经度用了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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