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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1部分（第1页）

换公文外，系照四月廿六日日本提出之修正案，及附属哀的美敦书之说明七条，承认第二号、第三号、第四号中之各款，惟第五号中之五条，俟将来另议。中国政府今日即行承认者，无非盼望中日间之悬案从此解决，而两国国交可以巩固，中国政府请日本公使从速定期到外交部会拟条文，正式署约。”

日置益得到中国正式复文后，便电奏日本天皇，报告兵不血刃而在外交上获到辉煌的胜利，敬向天皇祝贺。

5月10日，日置益公使前来中国外交部，代表日本政府申明答谢。11日，日使馆照会中国外交部，送来公文四件，（一）日本政府所交之条款；（二）会议后中国回答原案；（三）第二次之修正案；（四）中国第二次回答原案。同时约定14日在迎宾馆正式会晤。

5月25日，袁政府与日本正式签订了这个亡国条约后，袁通电各省文武长官说：“日本既有让步，无损中国主权，故决定由外交部即日答复。此案已结，中外敦睦，希饬属晓谕通知。”同时袁却亲写了两道密谕，告诫各省文武长官，不要忘记5月9日这个奇耻大辱的日子。袁又授意丁佛言撰写《中日交涉失败史》一书，印了5万册，秘密寄存山东模范监狱中，他咬着牙说：“这一次我们吃了一个大亏，将来有一天我们翻了身，这部书就可以公开发行了。”

袁并有密谕给各省的文武长官，全文如下：

“立国今日，非自强无以图存，而强弱之分，悉由人事！日本前在闭关时代，其学术政治与中国无殊，自明治维新以来，上下一心，步武西法，乘时而动，发愤为雄，四十余年所惨淡经营者，无非求达其东亚大帝国之政略。当合并朝鲜之时，现在首相大隈重信已自命为中国将来之统监。盖其兼营并进之图，远交近攻之策，处心积虑，殊非一朝。究其致强之由，则以国民教育为根本，而明耻教战，即寓于教育之中。故人人以当兵为义务，以战死为殊荣。就其近年军事言之，征发陆军，可达百万，海军战舰，已逾六十万吨，席其方张之势，日思拓地殖民，彼为刀俎，我为鱼肉，实逼处此，岌岌可危，厝火积薪，早成险象。前清末造，政失其纲，泄杳成风，人无远虑，加以亲贵用事，贿赂公行，各私其家，何知卫国？迨至武昌事起，举朝失措，列强响应，瓦解土崩。日本浪人，利用此机，秘计阴谋，无所不至；我人民之生命财产，间接直接而受损失者，不可胜计。苍赤何辜，言之流涕！幸而天佑中国，祸乱削平，予得以衰病余生，底定全局，殊出强邻意料之外。回忆当日，万险环生，至今心悸。国事粗定，欧战发生，关系于均势得甚大。日本利欧洲列强之相持，乘中国新邦之初建，不顾公法，破坏我山东之中立，军队所至，四境骚然；官吏见侮之横，居民被祸之惨，笔不能罄，耳不忍闻，我国受兹痛苦，方以退兵为抗议，彼不之省，又提出酷烈要求之条款，其中最为难堪者，曰切实保全中国领土，曰各项要政聘用日人为有力顾问，曰必要地方合办警察，日军械定数向日本采买，并合办械厂，用其工料。此四者直以亡韩视我！如允其一，国即不国，牛马奴隶，万劫不复。予见此四条，曾向在京文武重要各员，誓以予一息尚存，决不承诺，即不幸交涉决裂，予但有一枪一弹，亦断无听从之理。具此决心，饬外交部人员坚持磋商，此外凡损失利权较重者，均须逐字斟酌，竭力挽回。乃日人利用我国乱党，各处滋扰，而又散布谣言，鼓惑各国，分遣大枝陆军，直趋奉天之沈阳，山东之济南，海军亦时在渤海出没游弋。因之举国惶恐，全球震动，不知其用意之所在。予以保全国家为责任，对外则力持定见，终始不移；对内则抚辑人民，勿令自扰，将及四月，持之益坚，彼逐以最后通牒迫我承认。然卒将最烈四端，或全行消灭，或脱离此案，其他较重之损失，亦因再三讨论，得以减免，而统计已经损失权利颇多！疾首痛心，愤惭交集。往者已矣，来日方长。日本既有极大政略，谋定已久，此后但本进行，断无中止。兼弱攻昧，古有明训，我岂可以弱昧自居，甘为亡韩之续？处此竞争世界，公理强权，势相对峙，人有强权之可逞，我无公理之可言，长此终古，何以为国？经此次交涉解决之后，凡百职司，痛定思痛，应如何刿鉥心神，力图振作？傥仍复悠忽，事过辄忘，恐大祸转瞬即至，天幸未可屡邀，神州陆沉，不知死所。予老矣！救国舍身，天哀其志，或者稍缓须臾，不至亲见灭亡，顾此林林之众，齿少于予者，决不能免，而子孙更无论矣！予为此奇痛之言者，万不愿予言之竟中，诚以存亡呼吸，断非予一手足之力，所可转旋，持危扶颠，端资群策。我国官吏，积习太深，不肖者竟敢假公济私，庸谨者亦多玩物丧志，敌国外患，漠不动心，文恬武嬉，几成风气，因循敷衍，病在不仁；发墨鍼肓，期有起色。所望凡百职司，日以亡国灭种四字悬诸心目，激发天良，屏除私见，各习职守，协力程功。同官为僚，交相勖勉，苟利于国，生死以之。其有亲民之责者，尤当随时设法劝导人民，使蚩蚩者氓，咸晓然于各国之大势，国民之义务。但能治人者事事以循名责实为归，受治者人人以视国如家为志。能由此道，则中国可强，我人民及身与子孙可免亡国之痛，此则予所独居深念，寝馈不忘者！但坚忍始可图成，虚憍足以害事。京外各官，当规劝僚属，申儆人民，忍辱负重，求其在己，切勿妄逞意气，空言谩骂，非徒无益，反自招损。务各善体此意，努力为之。今之言革命者，动称排满，试思满洲以一二百万人入主中国，国祚尚近三百年，我汉族以四万万人如不能久主其国，人必视我汉族为天生受役之性质，无人类自立之资格，讵非奇耻！我汉族皆神明之胄裔，诘以斯言，能甘心忍受否？其亡其亡，系于苞桑，惟知亡，庶可不亡。凡百职司，其密志之！此谕。”

日政府与袁谈廿一条时，国民党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部分主张暂时停止反袁，俾袁可以专心对日，黄兴、李烈钧、柏文蔚、陈炯明、钮永建等联衔发表通电，表示在袁和日本交涉期间不予干扰。而欧事研究会的林虎、熊克武、李根源等亦发表通电，附和黄等主张，电云：“吾人第一主见乃先国家而后政治，先政治而后党派，国苟不存，政于何有？政苟有成，何分于党。故吾人之对政府有恶于其人，而有不足于其政，虽欲大革其政而不敢有违于国也。”这种缓进的主张，孙中山是反对的。林森曾致电孙中山，请示对日意见，可否暂停国内革命运动，实行一致御侮，免为国人借口。孙中山复电说：“袁世凯蓄意媚日卖国，非除去之决不能保卫国权，吾党继续实行革命，即如清季之以革命止瓜分。”

中日廿一条签订后，日本举国狂欢，大隈首相入宫向天皇祝贺，日本侨民公然在中国领土上对中国人民举行侮辱的示威庆贺，北京城内日侨饮酒舞蹈，高呼：“大日本帝国万岁”。北京内务部命令警察厅加以保护，并派便衣侦探监视日侨居往地区附近的中国居民。5月13日汉口日侨准备举行提灯庆祝，许多爱国学生激于义愤，欲作示威反对的游行，以阻止日侨提灯庆祝，全汉口商店停止夜市，闭门熄灯，日本方面竟出动水兵来弹压，后来还是由中国军警自行出面制止爱国游行，日兵才撤回日舰上。事后日本驻北京公使竟以汉口暴动反日为理由向袁政府提出警告，袁政府也郑而重之地向日方道歉。日置益同时向袁政府压迫，要袁取缔各省的排斥日货运动。6月16日袁下令“重申取缔排斥日货”的命令。湖南巡按使刘心源因取缔排斥日货不力，引起日本领事的不满而被撤换。

袁这时知道全国人民反对如此卖国，但他不敢任由这种反日情绪膨胀，因为一经膨胀，首先是袁本人要倒霉，因此一面下令说：“遇有乱党借故暴动以及散布传单，煽惑生事，立即严拿惩办。”一面授意参政院通过《惩治国贼条例》，于6月16日明令公布。这真是出尔反尔的举动。他在签署廿一条约前，曾发表声泪俱下的演说，签署廿一条后，更发出毋忘国耻的密谕，并且一再表示沉痛异常，情非得已，把自己扮成一个“爱国人物”，却把卖国的罪名转嫁到反对他的国民党身上，以转移全国人民的视线。根据他的说法，出卖国家的，不是他而是国民党领袖。他在乱党之外，又找到国贼这个恶毒字眼来套在国民党领袖头上。他这一套是想替自己开脱卖国罪名，并且转移一般人民认为国民党只是袁的敌人的感觉。

《惩治国贼条例》中有“取缔中国实业家与外国人签订条约”的一条，因此又引起了日中公使于7月8日提出强硬的抗议，袁费了许多唇舌才敷衍过去。

曹汝霖因为是亲日派，又实际负责签订这个卖国条约，因此便成为众口指摘的卖国贼。全国各地纷纷电请：“诛卖国贼曹汝霖以谢天下”，吓得陆徵祥和曹汝霖都通电辞职。陆的通电中有“曹次长误签四字，益费踌躇”。曹通电则说：“此案和平了结，一出于大总统之独断，一出于各总长之公意。……日使要求第五项尤力，经用电话请陆总长向主座请示后，方敢加注容日协商。”关于加注“容日协商”四字，袁说曹未请示而擅自决定，曹则说是请示后而行。其实签已经签了，加不加这四字，并无关系。

附录曹汝霖所撰《我与廿一条》，曹为公认的亲日派，被国人目为卖国贼，他所叙述签的经过当然是为自己做翻案文章，可是因为他是签约的当事人，所以自然有一部分史实存在——

余就职（外交部次长）之二年，即民国四年一月，我国全国统一，各国正式承认，白“狼”之匪已平，中央威信已立，国是粗定，即可从事建设。惟欧战方酣，日本已占领青岛。时日本总理大隈重信、外相加藤高明，都是对中国有野心之人，忽令驻华公使日置益回国述职，示以方略，议定廿一条觉书，令日置益公使携之回任。

日置公使回到北京，即请见总统（袁世凯），总统以为回任之仪式访问，令我同见。岂知日使寒暄后，即说：“本国政府为谋两国永久亲善和平起见，拟有觉书一通，希望贵总统重视两国关系之切，速令裁决施行。”总统答言：“中日两国亲善，为我之风望，但关于交涉事宜，应由外交部主管办理，当交曹次长带回外部，由外交总长与贵公使交涉。”言已即将日使觉书向桌上一搁，并未展阅。日使辞出后，总统即对我说：“日本觉书留在这里，容我细阅。”余即回部。

翌晨，总统即召集外长孙宝琦、秘书长梁士诒、政事堂左丞杨士琦及余四人到府。总统说：“日本这次提出的觉书，意义很深，他们趁欧战方酣，各国无暇东顾，见我国是已定，隐怀疑忌，故提此觉书，意在控制我国，不可轻视。至觉书第五项，竟以朝鲜视我国，万万不可商议。”又说：“容我细阅后再交部。”各人唯唯听命而散。其时陆子兴（徵祥）并未与议（原注：《陆徵祥传》一书所记与事实不符，且说我与慕韩主张即行承认，不必商议，更属无稽）。越日总统召我入府，他说：“我已逐条细阅批示，你与子兴即照此商议。”

觉书分五项：

第一项、关于旅大南满铁路展限问题；

第二项、内蒙古东三省路矿、添置商埠问题；

第三项、日本将来把德国青岛租地，仍归还中国，惟在山东德国取得的权益，及胶济铁路等，应由日本继承；

第四项、南满及内蒙须建设铁路，吉奉两省应准日本人内地杂居，及福建省不能让与第三国，汉冶萍铁矿铁厂中日合办，并开发相连的铁矿，建浙闽铁路；

第五项（注：希望条件）、一、聘用日本人为军事顾问。二、合办兵工厂，中日两国用同一之军械。三、聘日本人为主要省市警察教官。四、中国小学校雇用日本教员。五、日本僧人许在中国内地传教（大旨如此，条目字句次序容有错误）。

总统逐条用朱笔批示，极其详细，并嘱开议时，应逐项逐条议商，不可笼统并商。现只能记其大意如下：

对第一条批：此本于前清中俄协定东三省会议时，已允继续俄国未满之年限，由日本展续满期，今又要重新更定。但将来若能收回，对于年限没有多大关系，此条不必争论。

对承认德国利益问题批：应双方合议，何能由日本议定，由我承认，这是将来之事，不必先行商议，可从缓议。

对于合办矿业批：可答应一二处，须照矿业条例办理，愈少愈好，可留与国人自办。

对于建造铁路批：须与他国借款造路相同，铁路行政权，须由中国人自行管理，日本只可允与以管理借款之会计审核权，惟须斟酌慎重。

对于开商埠批：须用自开办法，并应限制，免日本人充斥而来，反客为主。

对汉冶萍铁矿厂批；这是商办公司，政府不能代谋。

对浙闽铁路批：须查卷，似与英国有关。

对福建让与批：荒唐荒唐，领土怎能让与第三国。

对内地杂居批：治外法权未收回之前，不能允以杂居。

至第五项则批：此项限制我国主权，简直似以朝鲜视我，这种条件岂平等国所应提出，实堪痛恨。日本自己亦觉不妥，故注“希望条件”，不理可也，万万不可开议，切记切记（两句加朱笔密圈）。

越两日，高尾通译官电话问我，何时开议？余答以贵公使没有将觉书交与我总长，何能开议？盖讽其直递总统，有轶外交常规也。次日，日置公使来见孙总长（外长孙宝琦），面递觉书。讵孙总长接了觉书，稍一展阅大发议论，并将各条一一指摘，加以评论。日使笑谓：“贵总长于觉书内容已如此明了，将来商谈自更容易。”言时视我而笑，盖讥我电话说，未交外长，从何开议之言，分明是谎言也。孙总长与日使会谈笔记（此是外部惯例向来与各使会见都有笔记）呈阅总统，总统阅后大不为然，谓：“我已嘱咐不要笼统商议，慕韩（孙字）何以如此糊涂，初次见面即逐条指摘，发议论，以后何能继续商议。慕韩荒唐，太粗率，不能当此任。”当晚即嘱杨杏城（政事堂左丞）征得陆子兴同意（时陆任高等顾问），翌日即令陆徵祥任外交总长，孙调税务处督办。外人称其敏捷，日本则有后言。

到一月下旬，在外交部大楼开议，出席者，我方外交总长陆徵祥、次长曹汝霖、秘书施履本，日方公使日置益、一等书记官小幡酉吉，通译官高尾亨。我国陆总长以此次会议关系重大，聚精会神，从事讨论。首次会议，日本公使先致词，大旨谓此次所提条件，为两国永久彼此亲善起见，希望从速议定等语。陆总长亦致词，答以中日两国真似唇齿相依，自应互相亲善，本席一向主张两国亲善，并引前在总理任内，财政聘阪谷芳郎男爵为顾问，交通聘平井博士为顾问，法律聘有贺博士为顾问为证。日使说，久仰贵总长历办外交，誉满欧美，今日得与贵总长商谈，深为荣幸。这次敝国对此事极愿速结，故拟每星期开会五次，每次从下午二时开始。陆总长答以每周五次，我身体素弱，且部中每周须接见公使团一次，改为每周三次如何？日使即表同意。陆又谓，会议记录不必互相签字，日使亦照允，并声明会议没有发表以前，不能对外泄露。陆亦应允，并云会议应照原条件循序进行，议决一条，再议一条，日本亦同意。遂开议第一条，日使说此系既定事实，惟日本接收时年限已过大半，故请照原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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