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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部分（第1页）

一边。严师母无法，为了全家活命、只好把老大老二送到孤儿院，把老三寄养给人，自己跑去做下女——并且是给外国人当下女，中国人是不敢请“匪谍之妻”做下女的！

严侨拿出酒，师徒二人26年后重同饮，酒后的严侨偶然使李敖看到往昔的风采，但李敖明显感到：老师变颓唐了。

看到严侨那三个命运多劫的孩子，李敖本想问问他们的情况，可孤儿院长大的那两个好象有点“谈院色变”，就好象严侨不愿谈那使他色变的事情一样，于是李敖沉默了，他在自己口袋里掏了半天，掏出100元，送给三个小孩子。

在谈话间，李敖将华严的书《智慧的灯》送给严侨时，严侨脱口而出：“那是什么狗屁！”李敖听了一惊：华严可是老师的亲妹妹呀！可转念一想，明白了严侨为什么如此愤激了！在来看严侨之前，华严本要李敖看过严侨后将看到的情况告诉他，但李敖知道自己回去将向华严交白卷了！

师徒两人都喝醉了。当李敖也醉熏熏地从严侨家中走出来时，已是月影西斜。

当天深夜，李敖给胡适写了一封信，谈了自己看到严侨后的感想，于五日后寄给了胡适。李敖称赞胡适“真不愧是“上夯碧落下黄泉”！，“居然使严侨‘起死回生’”，“把躺在我心里的酒鬼又扶起来了。”

然而，李敖虽因重逢严侨而欣喜，但是今夕何夕，人与心境都大大不同了，严侨在思想上自暴自弃，在生活上日益沉沦，日日以酒浇愁，李敖觉得两人在交往中已没有思想境界上的交流，而剩下人情和彼此的怜借了。

李敖最关心的是严侨的健康问题和经济问题。由于长年坐牢与酗酒，严侨的身体已每况愈下，健康明显在恶化。除了喝酒，严侨的香烟也抽得很凶，但每次抽到一半就掐灭了，他似乎对香烟有一种本能的恐惧，但又控制不了抽烟的冲动。对他来说香烟显然成了一种道具，使他掩饰内心的恐惧和痛苦的道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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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上胡适五千言书（3）

经济上的窘迫显然更加强了严侨的痛苦和恐惧。李敖决定实实在在地帮助严侨，就为他提出了一个翻译计划，让严侨有计划地翻译些日文中有价值的作品，由李敖负责帮助在《文星》等杂志士发表。刚开始严侨很兴奋，也认真翻译了一些作品，但没过多久，就旧态重现，难以为继了，稿费在〈文星〉上也透支得不能再透支了。

1962年10月1日，严侨有一封给李敖的信，充分说明严侨本人的因厄和精神上的颓废：

敖：

债，债，债！每日过日都成问题了。介绍要学日语文的人给我教。天天为着找“吃饭的钱”忙而愁。青黄不接，把我整坏了。职业一时找不到，做小贩的本钱都没有。翻译东西不是单行本，稿费不够。文星的饯也拿过来了。钱是从“o—a”非常难的，拖车都要有本钱。　“三际未必真”，“实际和幻像之间很难找出界线”。我该是无所求，可是还缺些什么似的。“酒”的兴趣好像失去了。是“好”是“坏”很难断定。人家说“好”就算好吧！人无端地生，无端地活，无端地死——生死之间无端地做一些事（相关关系的遭遇）。空时（space—time）都是变数。对了，我忘了，我们是不能脱离所在的坐标系。所讲的话也能算是话。你好么？不可让自己紧张，尤其是下意识地。

两人重逢后，李敖只收到严侨这一封信。李敖真想再看到以前那个神采飞扬、才华横溢的老师，再和老师作一番精神上的交流，可惜这都已成往事。

严侨本来在育英中学有教职，但因为酗酒，最后连这仅有的职业也丢了，生计无着，严侨的酒喝得更凶了。

在期间李敖经常抽空去看他，送钱给他，李敖手中保存的一张1962年7月15日的荣星医院治疗单就很说明问题。这张单据上开注射费270元，药费35元，入院费120元，共425元，打八折340元。这些钱都是李敖支付的。

但李敖觉得这总不是根本解决问题的办法，根本办法是使严侨重新振作，而要使他振作，李敖认为最关键的是想法让严侨戒酒，为此李敖伤透了脑筋。

最后，他决定仗着自己和严侨的一番师生之情与严侨彻底摊牌。李敖严侨的妹妹华严作证，在医院当面对严侨说：“老师，我要仗着你我多年的师生之情，逼你做一次选择了：这次出院后，除非你决心戒酒，我不会再来看你了。如果你觉得这几口黄汤比你学生对你的期许还重要，你就喝下去；否则的话，你就该振作起来，不要使我失望，不要辜负你的生命与才华。你这样做，是帮助你的敌人打倒你自己，我再也看不下去了。”

李敖这样做本意是要施加压力，逼严侨戒酒，但当华严通知李敖说严侨出院后仍不肯戒酒时，李敖说到做到，此后就真的不再去看严侨了。

1．为胡适辩护（1）

1962年1月1日，李敖发表为胡适辩护的文章《播种者胡适》，从而引发了一场“关于中西文化问题的论战”，真是星星之火，顿成燎原之势，而李敖也就在这丹火中百炼成钢。

李敖的生活开始不平静起来。他陷入一场文化论战的旋涡，而且成为很多人的靶子。

事情的起因与胡适有关。1961年11月16日，胡适在东亚区科学教育会议上发表《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英文讲演，后由徐高阮翻译成中文，发表在12月1日出版的《文星》杂志上。文章主张大力引进西方文明，以促进东方的文明。

这篇讲演辞发表后，被视作主张“全盘西化”的代表而受到了很多批评文章，甚至有人在“立法院”提出质询，一时大有“群起而攻胡”之势，而平时那些自称是胡适的学生或信徒者，此时则以维持“风度”为名，躲在家中，闭门不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李敖《播种者胡适》一文在《文星》发表。

这篇文章是应《文星》杂志之约而写的，写成时间是1961年12月26日，发表时间则是1962年1月1日。此时距胡适讲演整整四十天。

文章充分肯定了“胡适在中国现代史上的真价值和真贡献”，并表达了自己对胡适的无限敬仰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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